寇延丁專欄:在這個美好的時刻 讓我們談談恐懼

2017-02-26 0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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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台東和高中生分享「恐懼之下,我當何為?」(取自寇延丁臉書)

作者在台東和高中生分享「恐懼之下,我當何為?」(取自寇延丁臉書)

告別台東前的最後一站,是去均一中學,有一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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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時間是晚上,白天我先去走路,這一回走的是山線,從關山走到鹿野,小雨中的三十一公里。

走路的日子,每一天都是節日。風雨無向走到哪裡算哪裡,海線從南向北由阿朗壹走到了都蘭,還會繼續向北,山線從台東走到了池上,見到了太多美到哭的風景。

去學校的路上,走過日光大橋,被橋下一片稻田驚豔。黃昏、雨住、天未晴,雲從遠處的山裡湧出來,雲和山的影子飄落在稻田裡,攪動新插的秧苗在微風中翻湧,也撥動我心頭的不捨——太美、太好的時刻,總會有一份捨不得。

我要去與高二的孩子們互動。十七八歲,多麼美好的年紀。

在這個美好的時刻,我要與孩子們談的話題,卻是——恐懼。

這個話題的由來,與即將到來的一個節日有關——228。

228放假,是臺灣人獨有的節日——和平紀念日。

從1947年的228到1980年的228,臺灣人走過了一段傷痛的路。這個傷痛的日子成為一個節日,臺灣人要記住這個日子,也要讓子孫記住。

公民課老師約我跟孩子們談談228,這是一些曾經參加過國際特赦「寫信馬拉松」的孩子,他們對228的瞭解應該多過我,那就從228給我的感覺說起吧。

於二二八罹難的法律界人士,右起李瑞漢、李瑞峯、陳金能 (「公與義的堅持」展場照 黃惠君提供)
於二二八罹難的法律界人士,右起李瑞漢、李瑞峯、陳金能 (「公與義的堅持」展場照 黃惠君提供)

228給我最深刻的印象,卻不是記住,而是遺忘。以及,這種遺忘背後的東西。

許多臺灣朋友說自己直到長大成人都不知道228,年齡從五十幾歲到三十幾歲,他們生於228之後,成長過程中不曾從家長、親友、教育中獲知與此有關的訊息,甚至當他們向父母探問228的時候還會被斥責:「小孩子不要胡說八道」。

從小到大,他們聽到更多的是台語的告誡「什麼東西都能吃,什麼話都不要說」,「小孩子有耳沒嘴」,就算聽到了什麼也不能說,因為禍從口出可能你會因此「不見了」——在這份遺忘之後的,就是我今天想說的話題:恐懼。

恐懼深深深幾許

「如果我說現在自己很恐懼,因為走了一天一身臭汗,怕被你們笑。這是恐懼嗎?」——都笑了。好龜毛的大人,只是一點點擔心而已。

「我是個母親,有個27歲的兒子,跟你們一樣小學中學一路走來。如果孩子放學回家一進門就大叫:哎呀今天嚇死我了,下樓一腳踏空,差點兒摔下去。這是恐懼嗎?」——他們對這麼小兒科的問題不屑一顧:害怕而已。

「如果下樓轉角處有一場校園淩霸,總有一幫人等著自己,如果這樣的威脅每天都有,這是恐懼嗎?」——有人點頭。

「如果,這件事情發展到放學回家也不敢說,還要強作鎮定掩飾自己的情緒。因為已經不止于校園淩霸,帶頭黑道大哥說了不許跟任何人說:敢說就打死你!」——無疑這是恐懼,大家都點頭認同。

死,在這個恐懼裡居於最高級。人只有一次生命,所以「打死你」會成為至大恐懼。

我是在一個與228有關的地方,才知道,還有比死更大的恐懼。

與228有關,臺灣不僅有了和平紀念日,還有了很多和平公園人權園區。2014年8月,我第一次走進這樣的地方,臺北景美人權公園,曾經的看守所。很多228的囚徒,被從這裡帶往刑場。

關押犯人的地方居然叫「仁愛樓」,好弔詭的名字。四面高牆的牢房,我一進去就覺得氧氣不夠用了。

走廊上有一個巨大鐵錠,講解志工告訴我們。這個鐵錠是專門為死囚準備的——被處死的犯人會先帶來這裡,在這個鐵錠上,砸開鐐銬。

誰都知道鐐銬是有鑰匙的,但他們偏偏不直接開鎖,而是要用鐵錘一下一下砸斷它。原以為人生至大莫過於死,槍決只是一瞬間的事兒,一槍過後一了百了。但是,仁愛樓的鐵錠讓我知道:死,不僅是對人的至大剝奪,這個剝奪的過程還可以無限延長,帶來更大的恐懼。

提解死囚一般是在天亮之前,鐵錘聲聲在那個時刻自然格外驚悚,每當囚徒被那驚悚敲醒,就知道又有一個同伴要死了。在仁愛樓安靜的牢籠裡,死,並不止是將死之人自己的事,還會帶給他人無窮無盡的恐懼。

不知道這一次死去的是誰,不知道下一個又是誰,也許就是自己——恐懼,在仁愛樓回蕩。

不對不對,豈止仁愛樓這個牢籠,恐懼在整個臺灣回蕩,所有人都戰戰兢兢,不知道這樣的命運,將在什麼時間降臨到自己的頭上,更加害怕這樣的命運掉到自己的孩子頭上。

1980年228,被關在牢獄裡的美麗島律師林義雄家發生血案,他的老母親和一對雙生女兒被活活刺死,大女兒重傷。誰都知道林義雄無辜,誰都知道在他被抓之後林宅在國民黨特務嚴密監視之中,誰都知道血案至今未破必有蹊蹺——這樣才更恐懼,這樣才更能製造恐懼。

所以那些父母,把228變成一個秘密小心翼翼地收藏,把恐懼變成一個訓誡,代代相傳。

景美人權園區人權紀念碑豐碑儀式,政治受難者將刻有自己名字的錄名碑石放置到紀念碑上。
景美人權園區人權紀念碑豐碑儀式,政治受難者將刻有自己名字的錄名碑石放置到紀念碑上。(曾原信攝)

參觀景美人權公園後不久,我體會到了比這更沉重的一種恐懼。

2014年10月,我被抓了,罪名是「顛覆國家」,這個罪名如果要在臺灣找一個類比的話,就是當年仁愛樓囚徒的「叛亂罪」。

被抓之後的剝奪遠遠超過了我的認知,不通知家人沒見過律師全程單獨監禁雙人看守從來沒有放風,「槍斃」是審訊者口中常見的威脅。說實話,彼時彼刻「槍斃」對我而言非但不是威脅,反是解脫,因為我正置身巨大恐懼之中,遠甚於死。

彼時正值香港占中,他們對我的審訊意向明白直接,要經由我包一個頂天立地的大網,把港獨台獨海外民運中國NGO一包打盡——這將是時代的退步,我百死莫贖。

我被抓的前一天還去過中環,數萬人聚集的中環。我知道早晚是會有清場的,但不知道會是怎樣的清場。我清楚自己是他們抓的最接近陳健民的人,也清楚自己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會被再三解讀,無比擔心因此引發血腥清場——我將是香港的罪人……

那個時刻,死是我的解脫。恐懼至此,早已遠遠大過生死。

從「顛覆國家」這樣的頂極罪名裡全身而退,卻沒有劫後餘生的慶倖,因為恐懼仍無處不在。不僅是我個人與家人的恐懼,還有對他人的影響。

因為我被抓,對做公益的小夥伴,對家人、公眾、對社會的影響。

都知道我無辜,所有的人都知道,越是這樣越恐懼。包括抓我審我的人也清楚我無辜,但越是這樣越能製造恐懼。

「顛覆國家」這樣的通天罪名、人間蒸發這樣法治奇跡、種種極端待遇……這都是一聲又一聲鐵錘敲擊鐐銬的聲音,在震懾所有的人。

恐懼無處不在,不知道恐懼來自何方,何時降臨,如何降臨,讓每一個人都在恐懼之下戰戰兢兢自我設限自我監禁。

在這個糟糕的時刻,讓我們談談面對

這不是我的恐懼,是我們的恐懼。這個「我們」,不僅只是大陸人。

分享開始之前曾經請孩子們看《潛規則》,一個臺灣導演的短片。故事場景簡單,拍電影的片場,助理、導演、劇務、製片一堆人焦灼不堪商量如何避掉背景中那面巨大的青天白日旗。「賣不進去怎麼辦?」這句臺詞引出一片笑聲,誰都知道他們要賣進去的地方是大陸。鏡頭給他們T恤上的字推了個特寫:「電影魂」。

「謝謝你救了我們。」氣喘吁吁的新手助理找來撬棍,要撬掉這面可能肇事的旗,導演神情鄭重向他致謝:「不對!謝謝你救了臺灣電影」……

片子很短,只有五分鐘,也很好看,有輕喜劇味道,笑聲不時響起。老師問他們從片子裡看到了什麼,答案就有「恐懼」。

那晚,我還講到了兩個臺灣人的故事。都是至大恐懼之下,人的應對。

第一個是林義雄,我敬重的前輩。林宅血案十年之後,林義雄重返故地,開口說的是「愛與寬恕」。

出來之後我寫了一本書,叫《敵人是怎樣煉成的》,講那段生不如死的經歷,「喝紅茶吃零食把風花雪月苟且無奈詩與遠方混為一談都嚼嚼咽了」。出書之後有很多道德勇氣層面的評價,當然做這樣的事寫這樣的書本身就有道德勇氣意味,但我知道這樣做最根本是出於我自己的需求。

我以此達成對自己的愛與寬恕,以此面對恐懼。

很多孩子都給了我一個相同的問題:以後怎麼辦?

好聰明好敏感的孩子。

他們從高一就參加國際特赦的「寫信馬拉松」,給政治犯寫信。寫給全世界任何國家都會寫上自己的名字和地址,但只有寫給中國良心犯的時候,有人會用英文的名字、不寫自己的地址。他們承認恐懼無遠弗屆即使身在臺灣也如懸劍在頭,他們也知道良心犯在中國的處境、擔心我的未來。

當然我也知道,寫這樣的書、出了這樣的書,就要面對後果。還必須承認對這個未知的後果懷有恐懼,不知道他們會怎麼收拾我。

2015台北廢核遊行,林義雄。(葉信菉攝)
在恐懼與傷痛之後,林義雄談「愛與寬恕」。(資料照/葉信菉攝)

我給孩子們講了另外一個臺灣人的故事,一個我不知名的孩子。說來也應該是我的前輩,但他死於青春年少,死的時候只有十五六歲,還是個孩子,與我那天的聽眾同齡。

這是從電視劇《燦爛時光》鄭文堂導演那裡聽來的故事。這位少年政治犯被抓被關被槍決,被帶走的時候,一路向所經監房鞠躬、致謝、道別:「對不起,我要走了,謝謝你們照顧我。」

寫這本書,亦有那個少年告別的味道,在向曾經關心我幫助過的人道謝,也是為自己給他人帶來的恐懼致歉。

有人問我為什麼要跟孩子談這樣深重的話題,我想恰恰是因為恐懼太過深重,且躲無可躲。

在書裡我寫自己牢獄之中對至大恐懼的體會。那份超限恐懼,大過了我的生死。反而支撐我頂了過來,不能死、也不敢瘋,不管處境如何都要學著把抓我審我的當成人來交流——我太怕那個引發時代退步、血腥清場的後果的,比死還怕。

我已經用了一本書來解讀這個詞。恐懼就在那裡,既是我的恐懼,我的父母、親人、公益同道的恐懼,也是每一個中國人的恐懼,包括那些抓我審我的人的恐懼,還是那個抓我審我的國家的恐懼。這段離奇經歷讓我真切感受到了國家的恐懼,對於「顛覆國家」的恐懼。因為恐懼,才會對做公益的小女子如此大動干戈,才會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國家安全局、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國人民武器員警部隊四部門聯合辦案」,傾國傾城。

被顛覆,是這個國家的至大恐懼,而且會越來越恐懼。這種恐懼會讓他們動輒傾國傾城將國家暴力加諸於人,不僅止是大陸人、臺灣人,是對任何人的——恐懼在這個世界上回蕩。

作者在台東和高中生分享「恐懼之下,我當何為?」(取自寇延丁臉書)
作者在台東和高中生分享「恐懼之下,我當何為?」(取自寇延丁臉書)

恐懼之下,我當何為?

我用寫一本書來解讀恐懼、面對恐懼,我不得不面對,因為它就在那裡。我當下的行走也是在面對恐懼,包括跟臺灣的孩子探討這個話題,也是我的面對。

那天分享的題目是《恐懼之下 我當何為》。說實話這是一個問句。我很抱歉,沒能夠給出什麼答案,而是把一個問題拋給了孩子。

這個「我」不是站在孩子們面前的我個人,而是含他們在內的每一個「我」,所有的「我」。

恐懼來自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機器,是當今世界的至大恐懼,誰都躲不開。

很慶倖他們沒有被我嚇到。沒有被恐懼嚇到,分享結束之後仍然圍著我有十萬個為什麼,關於228、關於臺灣的民主、關於中國的未來。也沒有被汗臭嚇到,爭相擁抱一身臭汗的我——這些帶著溫度和情感的擁抱讓我的眼睛有一點兒濕,心裡有一點兒捨不得。

愛極了這些孩子,就像那些美好的風景。他們已經有了一個讀書會,會讀與中國有關的書看有關的紀錄片,我們相約來日,就這個問題再做探討——承認恐懼就在那裡,我們一起學習面對。

作者在台東和高中生分享「恐懼之下,我當何為?」(取自寇延丁臉書)
作者在台東和高中生分享「恐懼之下,我當何為?」(取自寇延丁臉書)

*作者為自由作家、紀錄片獨立製片人。著有《一切從改變自己開始》、《行動改變生存--改變我們生活的民間力量》、《可操作的民主》等著作;先後建立了「北京手牽手文化交流中心」、「泰安愛藝文化發展中心」等公益組織,發起了「北京水源保護基金會飲水思源愛藝文化基金」。最新作品《敵人是怎樣煉成的?沒有權利沈默的中國人》,(時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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