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德聖監製、馬志翔導演的《KANO》電影，情節描繪日治時期嘉義農林學校野球隊勇奪甲子園全日本中學野球賽亞軍，不但吸引台灣人的目光，引以為榮，也讓日本人刮目相看。魏導演還特別強調嘉農野球隊是由日人、台灣漢人與原住民組成，電影即以族群融合為主軸。
以嘉農野球隊參加甲子園的故事，是極精采動人、又很少被現代人注意的電影題材。明治維新之後，源自西方的球類運動（如野球、網球）被視為現代化的表徵。在台「始政」之際，野球也傳入台灣，逐漸成為學生、中產階級的休閒運動。魏導演有眼光，監製這部影片，其製作團隊也善於營造氣勢，使這支以日語為主的影片，毫無疑問地，成為年度最被期待的國片。
《KANO》映演三小時又零五分，嘉農從一支未曾打過勝仗、不被看好的「衰尾」球隊，到打入甲子園野球賽冠亞軍總決賽的情節敘事十分流暢，算是好看、能感動人的電影，明顯地凝聚了台灣人──尤其是嘉義人的集體情感，而各地「野球」迷也很容易進入「一球入魂」的情境，難怪才上演幾天，全國票房節節上升。
《KANO》基本上是一部激發觀眾要堅持信念、不畏艱難的勵志電影，除了嘉農隊這條主線，導演企圖由次要角色突顯嘉農神話。不過，通常這類勵志電影，主角最後都達成第一名的目標，嘉農在甲子園總決賽以〇比四敗給中京商業，是歷史的事實，導演處理手法比較接近描述冠軍隊伍的逆轉勝，並以催淚的手法作為ending，嘉農贏得亞軍的特殊意義在哪裡？並無特別處理。
《KANO》電影放映時間長，顯示導演（或監製）企圖處理球員與鄉親之間的情感，以及甲子園各球隊與嘉農敵我之間細緻而微妙的競爭關係，可惜敘述不夠深刻，交代不清，許多副線成為無關宏旨的旁枝末節，而在製作技術、設計方面，攝影、燈光、服裝與場景也有顯著的缺失。例如服裝太新，又以漂白色代替原來的灰白色，場景調度也嫌凌亂。
《KANO》有許多回憶性鏡頭，但整體來說，不脫平舖直述的敘事結構。電影一開始的場景，是一九四四年國民精神總動員時期，有一群從南洋回來的日軍，其中錠者的行囊中露出一顆野球，他坐火車南下，中途在嘉義下車，目的在追尋十幾年前嘉農練球的場地。然後鏡頭帶回到一九三一年甲子園大賽，當時的錠者是這一年甲子園野球賽中，最被看好的札幌商業當家投手。在正式比賽前最後一刻，才倉皇趕到的嘉農隊員，狼狽不堪地進入球場，成為現場人士的笑柄。
影片接著回溯兩年前嘉農球員與近藤教練如何化不可能為可能的故事，再回到甲子園比賽現場，札幌球隊被嘉農擊敗，影片刻意安排一些錠者與嘉農投手吳明捷互動冰冷的特寫。然而，《KANO》穿插錠者的追憶與嘉農、甲子園的幾個畫面，其實效果不大。
電影原有記錄田野、行銷城市的功能，《KANO》雖有大批嘉義鄉親圍繞收音機，密切關注球賽進行的鏡頭，影片中也出現八田與一、嘉南大圳與嘉義噴水池的畫面，姑且不論這些工程興建的時間是否有誤，影片中看不到嘉義，也看不到真正的嘉義人，明顯地曝露導演對當時台灣人生活觀察很浮面，未能營造那個年代的民眾生活場景。
電影中被吳明捷稱為「阿姊仔」的美女，坐在吳腳踏車的後座，突然站起來像鐵達尼號男女主角在船頭擺出逆風飛翔般的POSE，然而第二次兩人同騎單車，竟是「阿姊」說她即將與一位台中醫生結婚的訊息。甲子園野球賽進行中，有一些「阿姊」在嘉義懷孕、生產，從醫生丈夫手中接過嬰兒，並撫摸其夫臉頰的鏡頭。當嘉農在冠亞軍賽中前四局與中京商業打成平手，卻因吳明捷手指受傷，又堅持不下場，導致失誤連連，第五局後一路落後。「阿姊」跟其他鄉親憂心忡忡，連嬰兒哭鬧都沒注意，她與吳明捷兩人情愫沒有清楚的交代，實在看不出安排這位女主角的必要性。
《KANO》電影主場景是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當時日本推行「國語」已具成效，除了日本人，台灣球員彼此間講日語也很自然，但此時皇民化運動尚未展開，台灣人講母語的情形仍然普遍。《KANO》整部影片絕大部分的對話都是日語，偶爾出現極少數台灣語言──福佬話、客家話、原住民語，都是零碎、無關緊要的口白，而博杯這類問神占卜也如遊戲般，流於形式的動作。
《KANO》電影主軸與好萊塢電影《打不倒的勇者》（Invictus）相近，都是描述球隊的故事。《打不倒的勇者》全長僅兩個小時多一點，電影扣住南非種族隔離的歷史大環境，清晰地描述在黑白分離年代，曾被白人監禁二十年的曼德拉總統，如何化解種族對立，如何獲得以白人為主的南非國家代表隊認同？人口居多數的南非黑人，以往在國際足球賽中，都支持與國家隊對抗的外國球隊。影片中國家代表隊如何被黑人民眾認同、支持？白人球員如何在影片最後一刻，唱著原本排斥的南非新國歌，其間的轉折，處理得極為細膩，片中摩根費里曼飾演曼德拉，麥特戴蒙則是足球隊隊長，使影片生色不少。
拿台灣電影與好萊塢相較，有欠公允──畢竟美國電影工業的形成，已經百年。不過，還是可供魏導演與《KANO》製作團隊參考。
＊作者為台北藝術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