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局1月中首次確認新型冠狀病毒在當地蔓延後一星期內，泰國、新加坡和越南等國先後宣佈當地別發現確診個案，世界衛生組織（WHO）隨即召開會議，討論是否需要將疫情頒布為「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但當時的結論是「為時過早」，決定令外界大惑不解。
全球多名專家都質疑WHO的決定，WHO總幹事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1月23日解釋說，是否將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宣佈為「國際公共衛生事件」事關重大，他只有在對所有證據進行恰當考量的基礎上才會做出決定。
短短一個星期後，譚德塞再次現身傳媒鏡頭前，宣佈全球進入公共衛生緊急狀態。他強調這個緊急情況是針對全球的疫症傳播情況而發出，與中國國內的疫情沒有關係。WHO同時呼籲，不建議各國對中國採取旅行管制措施或停飛來往當地的航班。
但許多國家都無視WHO的建議，美國、澳洲、菲律賓、台灣、新加坡多地先後宣佈除本國公民外，禁止經中國大陸的旅客入境，部份更收緊中國護照持有人的簽證要求。
WHO在過去處理中東呼吸綜合症、伊拉波病毒等疫情的手法多次受到批評，專家也留意到WHO決定採取什麼行動前，除了考慮公共衛生，也會從經濟、甚至各國政治角度出發。
經濟考量
WHO並不是一次被批評，決定是否宣佈某一疫症為「全球公共衛生緊急事件」時猶豫不決。例如伊波拉病毒曾經在2014和2018年兩次在剛果民主共和國爆發，WHO兩次都被批評太遲才公布緊急狀態。
香港《南華日報》分析指出，宣佈某一疫症為「全球公共衛生緊急事件」可以協助一些無法自行處理疫症的發展中國家尋求國際援助，但這次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發生在中國，而雖然北京政府堅稱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它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處理疫症的資源和能力都要比一般發展中國家為高，令WHO在這次危機沒有先例可循。
WHO傳染病辦公室主任布賴恩德（Sylvie Briand）2015年接受美聯社訪問時解釋，宣佈緊急狀態會嚴重影響當國經濟，尤其是如果緊急狀態的對象是發展中國家，布賴恩德形容緊急狀態相等於為這些國家的經濟「簽發死亡證」。
這種考慮在中國也一樣。《日本經濟新聞》（Nikkei Asian Review）早前引述消息指，WHO在考慮是否宣佈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為「全球公共衛生緊急事件」時，除了考慮病毒的傳播力外，還考慮了對經濟的影響，尤其是因為中國現是佔世界經濟約17%，遠比2003年SARS疫情時的3%為高。
許多國際投資銀行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後，先後調低中國經濟增長預期，其中美國銀行估計今年中國的增長只有5.6%，將再次創30年來的新低。
「小心翼翼」評價中國
譚德塞在宣佈冠狀病毒是全球公共衛生緊急事件前到訪中國，先後獲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總理李克強接見。
他之後召開記者會多次讚賞中國處理疫情的表現，尤其是中國短時間內發現病原體，並立即與WHO組分享訊息，但完全沒有提到武漢早於12月30日已經發現不明原因肺炎病人，之後當地警方更以「散佈謠言」為由拘捕數名作出警告的醫生。
譚德塞的說法與WHO前總幹事布倫特蘭（Gro Harlem Brundtland）2003年對中國處理SARS疫情的評價完全相反。布倫特蘭當時批評，中國當局在疫情爆發初期沒有及時採取應變措施，也拒絶與國際社會合作。
多國官員同意中國在處理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透明度要比2003年SARS高，但一些美國專家指出這種「高透明度」並不代表「完全透明」，因為中國並沒有發放所有科學界需要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的訊息，也曾經多次拒絶美國派員到中國協助研究疫情，直至WHO派出專家組到中國後，北京當局才同意讓美國專家隨行。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2月3日強調，中方本著「公開、透明和負責任的態度」與WHO和國際社會合作應付疫情，又透露自1月3日起已經向美方通報有關疫情的發展。
一些美國公共衛生專家認為，美國等國家沒有過份批評中國的工作，是因為害怕中國受到公開批評後會減少分享疫情的資訊。其中，前美國衛生部官員帕克（Gerald Parker）接受美國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訪問時透露，許多專家和官員就疫情批評中國時都小心翼翼，「不斷正面評價中國政府2003年處理SARS和這次新型冠狀病毒的分別」。
人權組織認為中國近年在國際組織影響力越來越高，聯合國轄下的WHO也不例外。其中，台灣多年來都在爭取以觀察員身份進入WHO，但都被中國以「WHO只是開放給主權國家」為由阻撓。
前香港衛生署署長陳馮富珍2007年獲北京政府支持，參選WHO總幹事，最後成功當選。當時WHO仍然以不公開的方式選舉總幹事，外界無法得知選舉的詳情。
譚德塞2017年獲衣索比亞提名，成功當選WHO總幹事，成為該組織首名非洲領導人。
多國航空公司先後宣佈減少或暫停來自中國大陸航班的同時，衣索比亞仍然維持與中國的正常航空服務。其中，國營的衣索比亞航空在社群網站發表聲明，將如常「按春節期間的客運需求調整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