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二，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應對疫情領導小組」會議並擔任組長，副組長為王滬寧，成員有中辦主任丁薛祥、管衛生的副總理孫春蘭、中宣部長黃坤明、北京市委書記蔡奇、管外事的國務委員王毅、國務院秘書長肖捷、公安部長趙克志。習近平會見世界衛生組織（ＷＨＯ）秘書長譚德塞（Tedros Ghebreyesus）等官員時，還強調「親自指揮、親自部署」這次疫情防控阻擊戰。
從小組成員解讀，這次防疫指揮體系還是政治掛帥，副組長是王滬寧而不是管衛生的孫春蘭，是要貫徹習的意志，而七位成員中有四位（丁薛祥、黃坤明、蔡奇、趙克志）是習家軍。
武漢疫情為何一發不可收拾？首先是武漢政府隱匿疫情。中國疾病控制中心專家聯合在《新英格蘭醫學期刊》（ＮＥＪＭ）發表的論文就透露，新型冠狀病毒早在去年十二月就在武漢發生「人傳人現象」，且有醫護人員感染，這與武漢衛健委堅稱「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現象」說法不符。
上級沒授權，地方冷處理
武漢市長周先旺接受央視專訪時，坦承披露疫情不即時，指需要上級授權才能披露訊息。武漢協和醫院醫師林羽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訪問時表示，武漢市最初應對疫情的策略是「冷處理」。協和醫院當時就通知，沒有授權，不允許私自在公共平台談論病情，不允許私自接受媒體採訪，「整個就不讓說」。
其次是習近平高度集權，造成官僚體系懶政，錯失防疫關鍵時機。習近平正式談話，整個行政機器才動起來。
官員看習近平臉色辦事，但病毒可不聽習大的話。《日經東亞評論》分析，習近平的一人獨大領導風格下，官僚們因畏懼「妄議中央」，避免在沒有習的批准下做決定，阻礙了中國因應疫情，導致防疫工作一開始就處於落後局面。
第三是中國媒體集體缺位。中國作家許知遠在社群媒體寫道：「十七年前，我是個剛入行的記者，覺得ＳＡＲＳ迫使中國重新思考自己的治理模式，還可以對《紐約時報》表達自己的感受。上一場危機還有蔣彥永、鍾南山這樣的醫生、柴靜這樣的記者，以及大批追蹤媒體，如今似乎只有《財新》一家雜誌在繼續正常的報導。」
許知遠感嘆：「這個系統最成功之處，就是摧毀了正直的人、值得信賴的機構，以及一個社會自我敘事的能力。只剩下一個傲慢的權力以及一堆雜亂的信息與脆弱、孤獨而憤怒的個體。」
ＮＧＯ只剩失去公信力的紅會
第四是社會ＮＧＯ組織的消亡。最典型的例子是武漢協和醫院指出，北京森根比亞公司捐出三．六萬Ｎ95口罩，並透過湖北紅十字會分送。紅會將一．六萬個口罩分給莆田系的武漢仁愛醫院，而真正需要援助的武漢協和醫院只分到三六○○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