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階段智慧資訊一體化與軍民兩用科技大融合之多元交錯易位發展階段，則以「數位經濟科技飈速發展」以及「5G＋AI＋Big Data＋雲端計算」的個體經濟微觀類項大崛興為基本樣態。
必然引申階段性的國家經濟衝突
全球化運動的三個具體特徵階段，都必然引申肇致關聯國家之間的經濟衝突，或更會出現更加嚴重的「與國經濟戰爭」，這種衝突或戰爭，一般都祇會發生在區域經濟圈的各有不同經濟活動或經濟行為領域之中。
全球化的第一階段，最容易肇致的國際經濟衝突，是因為跨境消費/跨境銷售所帶來的「雙邊衝突」，包括貨品與服務的「市場准入」與「市場准出」，以及營運主體的營運人員進出及其營運稅負問題，而「跨境關稅爭端」更是此一階段的最關鍵衝突熱點。川普所發動的「加徵高關稅」貿易戰爭，無非正是肇因於此。
1991年開始營運而有「經貿聯合國」之稱的世貿組織WTO的核心職能機制，基本上都是為了第一階段全球化與反全球化對立抗爭衝突，冀謀索求解方而設計，尤其是「關稅衝突」，WTO早已專門設計「原產地標誌規則（ROO）」予以解決；但是，川普卻以其極端「反全球化」的意識形態，以及早已先入為主的美國或有之「抑中抗中敵中」基本國策效命，竟然川普可以一意孤行地完全甩掉跨國組織WTO的既有多邊貿易架構規範與限制，也可以率爾退出歐巴馬力推的TPP聯盟及重返亞太計畫，而回過頭來一頭栽進了老掉牙的「門羅主義」及「美國第一」自我保護主義老路，用1930年代早經實證徹底自傷失敗的「高關稅壁壘戰爭」，對付所有盟友國家與所有貿易夥伴國家，且一律一夕翻臉為敵；祇在稍後階段，才傾全力將矛頭專注集中指向中國，進行「終極施壓」地迭迭追增「加徵高關稅」數碼。直到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完簽之後，川普仍然堅持，不撤除過去兩年既已對中國貨品所設定的任何「加徵高關稅」障礙。
目前正陷落「市場准入」及「產業政策」衝突
全球化進入第二階段衍生的「國際衝突」，多數實證案例都集中在因為跨境投資及跨境生產所引申的「市場准入」及「國家產業政策NIP」等兩大爭議問題。
以今天川普對付習近平中國的兩年貿易戰爭態勢看，不但焦聚在貨品貿易進出口的全面性「加徵高關稅」之杯葛，事實上自2018年6月開始，更已經同時並納入「市場准入」與「產業政策」之第二階段課題，並因此高調指涉到中國特別突出的「國有企業貼補」及「強制技術移轉」等領域的爭端衝突；洎自2019年，川普更進一步加大了針對中資企業赴美國投資之限制，造成中國對美國FDI，從既往年均總額465億美元以上的FDI水準，在短短兩年間，急遽劇降到35億美元不到的歷史新低地位；而到了2019年秋季之後，又更加碼強推到「科技衝突」與「非典國家安全」的新世紀新領域爭端範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