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顯示：就在命案發生前五天（1980/2/23），警備總部行文包括「國安局」、「調查局」、「憲兵司令部」、「警務處」、該部所轄等二十個情治單位，要求執行「一二一０專案後期治安特別措施」。一二一０是美麗島事件發生的日期，「特別措施」的目標是：在審判美麗島人士期間，防止任何抗議事件的發生。方法則是：「運用警戒、管制、檢查、監偵、巡邏、掃蕩、取締諸手段，消弭危害治安因素，以摧毀敵人暴力破壞及顛覆之陰謀。」
警備總部的該份公文要求調查局：「對陰謀份子、偏激師生，嚴密監控，視狀況疏導約制，防止其不法聲援。」「對同情案犯之人士，協力監控，視狀況疏導約制，防止其醞釀不法活動。」
憲兵司令部被交代的任務是：「加強對對陰謀份子嚴密監控，視狀況疏導約制，防止其不法聲援。」
警務處、臺北市、高雄市警察局的任務，除了「對轄內同情嫌犯份子，加強掌握，防止不法活動」之外，包括：「對陰謀份子、監考管份子、流氓幫派與嫌犯家屬，督導所屬嚴密監控、疏導與防止進行不法聲援活動。」
警備總部的保安處則負責：「切實掌握國內陰謀份子、嫌犯家屬及監管目標之動態，及時協調疏處，防止串聯活動。」
各地區警備司令部的任務同樣是：「協調境內情治單位，加強陰謀份子、嫌犯家屬之監控，疏導及防制其不法活動。」
這份檔案清楚顯示，嫌犯家屬正是情治單位，特別是警備總部「嚴密監控」的目標之一。我們有理由懷疑，血案發生那一天，當方素敏女士到監獄探視林義雄的時候，也就是血案發生的時候，她的住宅處於情治單位的監視之下。姚嘉文的太太周清玉女士的經驗，足以支持這個論點。
周清玉女士於2009年表示：姚嘉文被捕之後，她和女兒一直被跟監，甚至在學開車的時候，都有一部車尾隨。她疑問說，如果不是24小時監控，如何在她們外出時加以跟蹤？有一次她回家開大門的時候，一名陌生男子竟然趨前詢問她是何人，為何進去此宅？她表明身份後，該男子才離開。這件事讓周女士難以忘懷；因為監視她房子的人竟然不認識她本人。它指出的重要事實是：當她外出的時候，居所仍然受到監視。
方素敏女士也表示：林義雄被逮捕之後，她經常一打開大門，就會看見對面巷口有不明人士徘徊，而且對她注視良久、觀察其舉止。方女士說，這些監視的人中，有部分貌似至家裡逮捕林義雄的人。而且，許多到家裡探視的客人，事後都接到治安單位關切的電話。
當時美麗島人士的家屬，都受到情治單位的嚴密監控。這是許多和黨外運動有接觸的人，都知道的事。專案小組不但沒有約談當時的情治人員，甚至也沒有詢問被監禁者的家屬們。他們其實最有資格回答這個問題。
如今，歷經四個政府的懶散和輕忽，台灣社會對破案或許已經沒有太高的期待。可是如果我們願意更努力、更坦白地正視國家暴力，對台灣歷史和民主文化的建立，都會有重大的意義。如果王清峰女士能以她追究「319槍擊案」的執著來看待這個案子，或許能帶來完全不同的結果。台灣歷史不應該忘記，我們這個世代如何看待正義，看待歷史真相，看待民主文化的價值。
（作者現任中研院社會科學所研究員，本文發表於作者的部落格http://agorataipei.blogspot.tw/2014/02/blog-post.html#m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