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記得選舉期間返台和一位朋友聊天時，雖然還沒投票，但我們對選後可能的局勢都了然於心。臨別之際，朋友悠悠吐出一句「台灣的藍營應該開始去認真構思一套以台灣為主體的中國夢敘事和政治主張了（大意）」，並問我想法如何。當時，我咧嘴一笑答道：這個詞對於真正生活在中國大陸的人來說，顯得有點太沉重了。
過去五六年來，隨著公共場域遭到壓縮，和作為「政府─人民」之間的中介群體──包括自主性較強的媒體、敢於鳴放的公共知識份子、跨領域的民間自組織社團、社會自我教育和論辯的線上平台等等逐漸被抽空，整個社會進入了一種「政府直接通過全傳播平台機器指揮、調控社會情緒溫度，有效設定議題關注的優先級，並通過民間企業的大數據資訊拱衛施政和社會管理「的全能政府想像之下。
人民，哪怕是一般稍稍偏開明主義的中產階級和受高等教育階層亦普遍在這種氛圍下傾向相信──治國理政和鉤織中國夢等藍圖，是一個高度專業的複雜工作；非掌握全國大量信息、了解社會落差、能最適度地掌握資源調配平衡的政府本身而不能為之。作為共同體中的普通一份子，每個人的首要任務均應是在一個產業鍊條快速變化、社會制度規則也不斷迅疾改變中的時代，先照顧好自己、照顧好家人，使其繼續乘坐社會平均工資年增7%-8%的增長列車於不墜，在高成長和高風險的社會博奕中，盡速累積好自己的「避輸」資本。
特別是最能直接受益於較快經濟增長的大中城市知識中青年群體，偏偏最能在頻繁的出差中感受到階級和地域的落差，同時，也更忌憚大約95%未受過本科教育的龐大主流群眾所享有的話語權，而較早地產生出一種更同理於政府的、傾向交由「專家治國」、菁英主導，而非眾聲喧嘩的保守主義政治傾向。
然而，過去幾年來，這種對大數據政府全知全能、最知悉全盤情況，俾能做出最佳資源分配和各項公共政策優先級判斷的想像，在這一次的疫情風暴下，卻在很大程度上破功了。
特別是在除夕夜當晚，當武漢的疫情仍只被定性為局部性事件而不擾春晚之笙蕭，然而武漢各大醫院醫患情緒皆瀕臨極限、大量救援物資未能入漢，海外物資馳援一度卡關於機場和官僚體系之際，群眾對官療體系失能的憤慨可謂臻於高峰，直到大年初一直屬於政治局常委會的疫情工作領導小組成立，全國物資開始向武漢集結、各級政府開始在心理上對遍及全國的焦慮情緒做出回應，我能感受到的忿忿之情才開始由峰值稍微拉回。
另一方面，即便在缺乏有效協作平台的情況下，各種民間迅速湧現的志願者力量和跨領域的民間自組織、企業和醫療單位的協作則迅速通過簡單的微信群等平台展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