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8月，黃彰輝應邀成為「普世教會協會」（WCC）年會籌備委員，前往瑞士日內瓦博西（Bossey）參與籌備會議，討論1954年將在美國伊凡斯敦（Evanston）舉行的年會細節。
在博西的會場，黃彰輝再次會見范杜蓀博士（Dr. Henry Pitney Van Dusen），並且經由他介紹結識多位重要的教會人士，包括斯里蘭卡（錫蘭）出身的亞洲教會領袖尼爾斯（Dr. D. T. Niles, 1908-1970），大家都以敬愛的語氣叫他“D.T.”。在籌備會議中，「中國問題」成為大家特別關心的議題。曾經在第二次大戰期間被宣傳為英明的基督教元帥蔣介石，與崇信基督教的蔣夫人，居然在1949年被中國共產黨擊敗，失掉整個中國。這對西方宣教人士造成極大震撼，因為無法再到中國宣教。
黃彰輝個人也極度關注「中國問題」。他說有兩個因素：一、神學上，「它深深關係到我作為一個基督徒」。二、政治上，「它深深關係到我作為一個台灣人」。這雙重因素不能切割。宗教與政治，息息相關。
政治上，中國在20世紀是一個「巨大的實體」與「潛在的超級強權」。將中國孤立於聯合國組織之外，不僅與現實不合，也有危險性。韓戰強化了美國支持蔣介石統治台灣的決心，以防止中國共產黨「持槍掃射進入聯合國」。美國的政策獲得多數西方國家支持，雖然英國已經承認共產黨政權是中國合法的政府。在此情況下，黃彰輝首次聽到一位美國與會者提出「兩個中國」議題。大家熱烈辯論這爭議性的問題，直到每個人都情緒高昂。黃彰輝仔細聆聽大家的辯論。
接著尼爾斯問黃彰輝：「作為一個中國人的基督徒」，對這個問題有什麼想法？黃彰輝回答的大意如下：
我曾經一度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這是六年前我從英國返回台灣的原因之一。但是這些年來，生活在蔣介石政權的軍事戒嚴統治下，我開始思考我到底是中國人或是台灣人。因為中國人的統治跟以前日本人的〔殖民〕統治，其實甚少區別：台灣人仍然是受到二等國民對待。“Chinese”是一個籠統的名詞：叫一個人“Chinese”，就好像叫一個人為「歐洲人（European）」或「盎格魯薩克森人（Anglo-Saxon）。其實我沒有去過中國，所以沒有資格像“D.T.”所說，代表中國人發言。台灣有中國人；我們叫那些戰後來台的中國人「阿山仔」（大陸人），而叫我們自己為「番薯仔」（因台灣島嶼地形像番薯）。……
住在台灣這六年來，當我親眼看到中國國民黨軍隊毫無紀律，各級官員貪污腐敗，就能瞭解為什麼國民黨在戰爭中被共產黨打垮。我也覺得迷惑，為什麼基督教的宣教竟然遇到這麼大的阻礙；不過，相信這也是上帝宣教上的攝理。……作為一個台灣人基督徒，我想起有一次紅丘〔Redhill〕的牧師講道說，「祂（上帝）在左邊（以左手）行事，我卻不能看見。（約伯記23：9）」……
讓我覺得驚異的是：那麼多言論都在討論國民黨的中國與共產黨的中國，但卻沒有任何言論在討論台灣人民對他們的將來是什麼期望，以及他們的家鄉台灣的將來該如何。我的質問是：「兩個中國的政策是否為真實的選項？」我知道在台灣的國民黨不會接受，雖然我不知道共產黨會如何反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