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抽象梯階（ladder of abstraction）衡量，范瑋琪們的人道關懐看起來不以「人」為終極單位（他/她們何曾關懐過其它國家的人？），而以「中國人」為出發原點，並把「台灣人」的概念置於「中國人」的概念之下，認為跟「湖北人」没什麽不同。換句話説，「中國人」與「台灣人」有等級層次之分，兩者難以相提並論，有差别待遇，自是理所當然。
這種見解似是而非，經不起仔細推敲。范瑋琪們忽略的是，由1949年起，儘管他/她們百般不承認，事實勝於雄辯，台灣人的概念早已隱涵主權在民的精神與操作。
一個簡單的驗證方法是，台灣人的護照和湖北人的護照不同，前者由中華民國核發，後者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就是説，湖北人的屬地没有任何主權宣稱的意味，而在中國人身上。范瑋琪們自認是中國人，又一直保有台灣的身份證與健保卡，一付騎牆架勢，進可攻退可守，讓他/她們遊走兩岸，既愛「祖國」，更收名利。等而下之的，以中國的民族主義，透過台灣的自由民主，反過來糟蹋台灣人（狗官當道，人性低落）。
在情感上，面對武漢肺炎肆虐整個中國，范瑋琪們情感充沛，為中國人的疾病災難和死亡，四出張羅口罩，包括要求運送台灣供應有限的産量到對岸，在在悲天憫人。任何生命的喪失都是悲劇，他/她們感性流露，無疑是將心比心的投射心理，没有誰應該為人溺己溺的心懐感到愧究，或受責難。
范瑋琪們的問題不在感性，而是背後扭曲的理性思維。不論有意或無意，他/她們在臉書或其它社群媒體上，高調展示「愛中國」的情操，並立此存照，即使三言兩語，也可以為自己的生涯添加一點政治資本（有案可查），水到渠成，為往後在中國的行動（公開演出或充當商業買辦），換取更大的經濟資本。
感性不必是濫情，更不必在價值取捨上，以民族的大帽子區隔中國人或台灣人的生命輕重（他們都是人）。一旦感性壓倒理性，范瑋琪們站在中國的立場，責問台灣對武漢疫情的立足點（如前總統馬英九），把台灣人的自主權置放於中國人的庇蔭之下（對台灣被排斥在世界衛生組織之外視而不見），他/她們的情感便顯得過於廉價，只見强者笑傲於江湖（中國船堅炮厲），不見弱者於燈火闌珊處苟延殘喘（台灣不堪一撃）。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在行動上，范瑋琪們大可言行一致，劍及履及，以實際行動向中國或台灣的第一線醫護人員捐贈大量口罩，為自己的話語背書（他/她們比一般人更有能耐如此做），或者更進一步，深入災區充當義工，為受苦受難的同胞獻上一個口罩，或高唱一曲「我們與你同在」。
不幸的是，范瑋琪們看不出中國在各種行動上對台灣的打壓。當美國、日本和法國幾個國家派出專機到武漢撤僑，台灣卻不得其門而入，他/她們不吭一聲；當世界衛生組織為武漢肺炎召開緊急會議，中國的政治霸權阻絶台灣於門外，他/她們冷眼旁觀；當許多國家為台灣加入WHO仗義直言，北京一再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他/她們何曾為台灣的獨立自主大聲抗議。
范瑋琪們的變異，推到極至，足以讓海峽兩岸的所有「人」同聲一哭。
＊作者為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