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研究一國兩制的過程中，我對内容及水平印象最爲深刻的發現有二：一、中國大陸的討論裏，常常強調：堅持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一國兩制觀念和實踐，幾乎到了走火入魔的境地。二、兩岸同時缺少國外案例及理論的比較研究。我不知道王冠璽在批評台灣的大陸研究水平低落時，是否即是心含此意。如果不是因爲我的孤陋寡聞，兩岸研究的毛病其實是是難兄難弟，無分軒輊。
例如，看起來是一篇大陸權威論文，引用了幾個例子佐證一國兩制不是胡思亂想，而是其來有自。其中除了18世紀荷蘭政體略爲切題之外，西藏解放關乎自治及和平解放，不關共存設計；北魏的奴隸制度已早不在我們的歷史記憶和意識之中，根本無法證明什麽。再引用歷史大師黃仁宇認爲：英美衡平法普通法同在也是一國兩制的先例，那就完全不知所指了。
但是，比較分析的功用在避免人在單一環境之下的「青蛙效應」（不知冷水逐漸沸騰）；人也只有從不同，認識自己的獨特。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防止坐井觀天。那麽，我們是否應該參酌將近三分之二世紀的外國處理族群衝突的和諧民主理論和實踐？還是，一味悶頭以「靠兩條腿走路」爲樂呢？
當然，根據中國的國情，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極爲正確的分析和主張。因爲，馬克思－列寧的理論學説是外國的理論，無論是多麽科學或先進，大部分是根據外國，而不是中國的理論和經驗建構的學説。再者，中國早期的社會主義建設，極大程度受到當時蘇聯實踐不盡正確的影響。所以，無論理論或實踐多有（而實際上的確）產生脫離中國實情的重大誤差。從這個角度看，主張走由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是以解決問題的務實態度矯正抽象論述的教條主義。應擧雙手贊成，鼓大聲喝彩！
雖然以「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做爲解決盲目以「洋爲中用」的誤差，是正確的；但是，如果是一味以之做爲中國發明或經驗的，沒有事實支持的自我陶醉，或只是見短識薄，力有不逮的「閉門造車」，那就是從錯誤的一個極端，掉入錯誤的另一個極端。一國兩制既然是大部分人認爲的完全本於中國大陸自身的實踐和經驗，而我也沒有任何理由懷疑此種主張的正確性。
那麽，一國兩制的本土發明和實踐，既然沒有像從前盲從外國的馬列主義或蘇聯經驗（鄧小平的兩個例子）的偏差的可能，何有努力尋求「中國特色」的餘地？防止「外國月亮」的思維錯誤，要同時警惕「土法煉鋼」的教訓。從結構哲學及量子力學的觀點：兩個現象，一明一暗，同時存在；兩種原則，互補相成，缺一不可。以中國的一國兩制的立論及落實而言，由于原來就是出於「中國特色」，更應該有意識地接受解決族群衝突及和諧的豐富的國際理論及經驗的檢驗。 而正只有在如此檢驗之中，才有發現「中國特色」的理由和機會！
所以，反對教條的同樣邏輯，要求「國際檢驗」作爲「中國特色」同時存在的并行原則。換句話説，如果主張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被擡高到有似極端民族主義或「中國特殊主義」（China‘s exceptionalism）；變成凡是中國的就必定是符合中國需要的「有中國特色」，無需參照國外類似的理論和實踐，那顯然是從教條主義的一端，墮入它的另一個極端，不是解決問題的務實態度，與盲從外國學説和實踐，同樣有發生重大錯誤的可能。所以，不分具體情況的「特殊」或「盲從」，看似不同，其錯誤的根源——教條主義——毫無不同。
如果，「一國兩制」完全是從中國的自我摸索得來，它當然已經具有完全的中國特色。這時，討論的缺憾與其可能發生在缺乏「中國特色」的著重，不如小心「他山之石」的忽略。缺乏對國際上對於化解文化／價值／族群衝突, 政治學及文化／心理學豐富的實踐及理論的認識及探討。甚至以爲探討西方的理論和實踐只是崇洋媚外，脫離中國特有的脈絡，那是不可能正確的想法。
所以，兩岸的民間有志之士應該聯合起來，組織深度探討交流一國兩制的議題，從兩地實況，參考各國經驗，從討論及自我實踐認識他方的觀點、價值、感受及恐懼，將自己蛻換成爲有異官方僵硬觀點及態度的民間外交特使，擴散自身的影響力。經過長久的努力，希望能夠與比較正式的官方接觸談判，同步以二軌外交化解兩岸人民之間的衝突。
＊作者為律師、教授、哈佛法學博士、前陸委會咨詢委員。本文是此議題大型研究中的一點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