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即將進入七合一選舉年。選民的普遍印象裡，台灣的選舉似乎一向只分藍綠，沒有黑白；只有統獨的意識型態之爭，沒有政治經濟社會政策的辯論。現在與上次大選已有近兩年的間隔，情形改變了嗎？去年九月因為特偵組揭發因監聽而得知的政治人物為司法個案關説，引起政壇的軒然大波，直到今年一月立法院通過修正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猶未止絕。觀察此事這五個月來的發展，也許可以為上面的問題，提供有助於進一歩思索的答案。
特偵組於實施監聽之後公開揭發立法委員司法關說個案的事件，同時涉及兩個問題。一是司法關説，一是濫行監聽。依照法治國家的政治倫理，司法關說與濫行監聽都該受到嚴厲指責，從而負起法律責任或是政治責任，然而幾個月以來的發展，卻似乎只形成兩種觀點，要就是批判立委司法關說，既支持檢察總長勇於揭發，也支持特偵組，認為監聽已經依法獲得法官許可，完全不必追問監聽的實施有無浮濫的問題；要就是批判特偵組監聽國會而檢察總長違反偵查不公開，卻對立委從事司法關說不以為意或是不置一詞，似乎政治人物只要不違法，就不能算是違反政治倫理。非楊即墨的現象，好像是在說，濫行監聽與關說司法，並不具有同時應該受到譴責的可能。
以此事為例，如果只是戴上藍綠的有色眼鏡來辨識這兩種觀點的政治屬性，可能是過於簡單的假設。若要說台灣絕對沒有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的區分，不免也是過於武斷。只是，在為進一步上分析之前，什麼叫保守主義什麼叫自由主義，在台灣其實需要給予定義。
如果是在美國，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的一項區別指標，是經濟分配政策上的政府角色。保守主義在經濟上反對社會福利政策，主張政府管得越少越好；自由主義者則反是，強調保障弱勢，支持政府運用福利政策進行社會重分配。在政治上，自由主義者主張堅持依據平等原則破除各種社會歧視，強調政治自由；保守主義者則更重視維護政治傳統價值，反對基進的改革主張。若以司法關說與政府監聽的題目為例，對於政治關說構成妨礙司法之為政治大忌，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不會有不同的觀點，也不至於黨同伐異；對於政府監聽的尺度，自由主義者的戒心可能遠高於保守主義者，尤其在反恐的國家安全旗號之下，保守主義會容許較為寬廣的政府監聽措施。
在台灣要使用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的分類，未必可以完全套用美國的標準，在保守主義一詞的理解上特別需要小心，而有重新加以定義的必要。如果保守主義意味著一種原則上尊重政治傳統、不願輕言改變的政治文化態度，那麼台灣政治舞台上所遵循的政治文化傳統，與美國基督教民主的政治文化傳統並不相同。台灣的政治文化傳統裡，最重視的乃是親族朋黨關係，評斷政治是非的根據就是關係而不是其他獨立於人際關係之外的理性標準。藍綠陣營都好用分裂族群的罪名相互指責對方，殊不知這恰是朋黨夤緣於某種血緣親族關係發展認同的明證。在台灣辨識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的一項重要指標，就是可將慣於依照親族朋黨的「關係」，作為決定政治道德是非的標準者，歸為保守主義的陣營。也就是說，恆按藍綠顏色或親族地域朋黨關係決定誰黑誰白的思維模式，不妨看做是台灣保守主義的特徴，這在藍綠陣營之中，當然都不乏其人。主張在親族朋黨關係之外，另有判斷政治是非標準的人，則更可能是自由主義的支持者。
用這樣的標準來區分，台灣仍然是個保守主義的社會，應無大的爭論。這也正是為何在特偵組揭露立委司法關說的案件之中，同時非難濫行監聽與關說司法的聲音極其微弱。杜絕濫行監聽原本是法治( rule of law) 原則的必然要求，而司法獨立更是法治原則的核心環節。既不贊成政府濫用監聽的手段偵查犯罪，也深知關說司法乃是司法獨立不可承受之重，原是支持法治原則的自由主義者會有的立場。
最近立法院高舉法治原則，迅速通過修改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遏制檢調機關濫用監聽工具辦案，卻對關說司法的同僚曲予容忍，其實不是篤信法治的結果，而是可能另有保守主義的原因。贊同修法卻不去譴責關說，可能是與關說司法者同屬相同的政治陣營、可能是同屬一個政黨，也可能是因為同屬國會同僚，還可能是因為關說司法原也就是個人平常不能免俗的社會行為。
另一方面，監聽一旦得到法院許可，一張監聽票監聽到飽，不可能是法治原則的產物；高舉法治原則一方面指責關說司法不是，一方面卻對濫行監聽曲予容忍，必不是自由主義的真正擁躉，也就可能另有骨子裡屬於保守主義的原因存在。譴責關說司法的真正原因，可能是由於關說者的政黨屬性或是黨派立場，也可能是由於痛惡關說者其他的行事作風或是公共形象，但顯然不只是因為法治原則受到破壞的緣故。
這樣看來，台灣雖是藍綠陣營壁壘分明，但是，循著人際關係決定是非的保守主義，卻同是各自陣營中的多數。今年的七合一選舉，會不會又是只問藍綠不問黑白的局面，眼睛雪亮的選民們自是恐已心中有數。
＊本文作者為東吳大學法研所、台灣大學政研所兼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