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我未必完全苟同，或許我要矛盾得多，一方面不遺餘力地解構國族主義神話，甚至對無政府主義感到親近，另一方面又感到急需在一個分崩離析的社會（尤其是兩岸三地的華人社會）重建某種新的國族認同。而崔健的「理性愛國主義」是一根筋或者說一往無前的，他排斥了非理性的愛國主義，但也多少排斥了非理性主義——那種西式個人主義的誘惑。這在很多人看來似乎不夠酷，但是用西式個人主義來套中國式啟蒙，用西方搖滾來套中國搖滾，用滾石來碰滾蛋，本來就是錯誤的。
當然，在不少關鍵的歷史時刻，崔健的作品和行動一直是過硬的。用意識形態視角來看待和闡釋崔健固然極為重要，但也容易變得狹窄而廉價，除了套用西方模式容易導致的錯位和誤讀，還容易忽略藝術的獨立性和多樣性，過多糾纏於藝術的意識形態符號象徵意義，而忽略了作品本身的美學力量。然而時代越是紛繁多變，人們越是希望用一個個套子來簡化現實和藝術，用一個個意識形態盒子來裝下複雜的現實世界，以獲得某種「一切盡在掌握」的心理平衡。
比如，「廣場大媽」這個稱呼就是一個盒子，用來裝被時代的巨輪拋棄的文革一代老人，而「春晚」則是相對應的另一個盒子——春晚和廣場舞都屬於被意識形態文化操控的、政治空間裡的文化。最近社交媒體上關於崔健上春晚的新聞，配圖都愛用崔健當年在天安門的照片，意在強調其抗議歌手的形象，借此與春晚構成反差。廣場是一個盒子，春晚是一個盒子，而崔健的《盒子》確實顯示了一個抗議歌手從盒子中突圍的決心。但他也難免被人們裝進一個意識形態的盒子，人們將崔健視為一個不變的符號，來固化自己的認知，用這樣一個貌似永恆不變的符號，來抵抗時代的急劇變化，以及自己的衰老。
也有人反其道而行，將崔健和馮小剛王朔一起裝入所謂「大院文化」這個紅色盒子中。罵馮小剛沒有問題，但電影爛跟所謂「大院文化」究竟有何必然聯繫？何況馮小剛並非出自大院，一篇事實前提就大錯特錯的檄文能夠如此流行，恰恰是因為它滿足了人們對特權階層的意淫和想像、反感和敵視，而這不過也是一種卑賤的滿足。
關於崔健上春晚，廣為傳頌的一句網友評論是：就像初戀做了雞。
這麼一說，卑賤的滿足也一下變得閃閃發光，好一個永遠年輕永遠熱淚盈眶的追風中年，假如初戀還是個處女，丫更會一把口水一把淚痛不欲生吧。建議閣下除夕一邊摸著肚腩一邊眨巴著撲閃撲閃的純情大眼，一邊看AV一邊看CCAV，然後好好想想：假如是你自己先做了鴨咋辦？假如閣下的初戀做了嫖客並且還要嫖你咋辦？乾杯，祝諸位春節喝白酒別喝出甲醇——假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