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www.worldeconomy.org網站上經濟學者麥迪森的研究，從西元元年到1000年，世界人口只增加了六分之一，每年人均所得幾乎沒有變化。從1000年到1820年，世界人口有顯著的增加（約到4倍），總產出（GDP）增加量則只有50%，平均下來，每年的人均所得提高並不多。但是從1820年至今，世界人口增加到5倍，人均所得更大幅提高到8倍。物質文明的提升伴隨著人類平均壽命的延長。在1000年時出生的嬰兒有三分之一會在一歲前死亡；若是存活下來，一般也只能夠活到24歲。2000年時一歲前嬰兒的死亡率為千分之一，而一般人的平均壽命為66歲。不管用什麼標凖來衡量，結論是工業革命改進了人類全體的生活。但是這種巨大的改變確是非常不平均：歐美日澳洲等地是變化最快的，亞洲少數國家在二戰之後有趕上的趨勢，但是許多亞洲，中南美洲和非洲國家則沒有這個福氣。
對於以上的現象，麥迪森和大多數經濟學家的解釋是，工業革命之後生產技術的變化是生活水凖提高的主要原因，同時，制度的變化讓技術能夠持續的進步也是功不可沒。我在上一篇專欄裡提出一個觀點：以上兩種變化源自於兩種不同性質的競爭---人競與天競。
「人競」是人與人之間的競爭（制度的變化），它等同於達爾文物競天擇理論中的物競。物種之間的競爭是為了求生存，但不至於改變物種所面對的自然環境。廣義而言，在給定的生活環境之下，人類的制度的變化也是為了滿足某些人群追求己身利益的欲望。綜括來說，物競產生了新的物種，人競也會產生新的制度。
「天競」是人類利用科學技術創造與發明（技術的變化），進而改變人類所面對的生活環境，可以說與老天競賽。有影響巨大的天競，例如愛迪生發明電燈和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也有漸進式的天競，例如新的夜市小吃和互聯網的各種應用。根據麥迪森的研究，從1973年到1998年之間世界平均經濟增長率為每年2.8%。由於時間相對較短，我們可以忽略人競的影響，而將緣由歸究到天競的影響
如果天競是提高人類生活水凖的主要原因，而某國因為本身某種原因（例如科研不發達），沒有辦法產生足夠的天競，是不是就代表它無法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凖（或提高人均所得）呢？答案是某國可以學習（或引進）國外的天競的結果來改善人民的生活。這個答案看起來似乎簡單，但是，實際的經驗卻不是那麼一回事。
在1445年德國人古騰伯發明了活字印刷術，帶來了歐洲出版業的蓬勃發展。之後的短短30年內，出版商普及歐洲各地。但即使到1485年，在土耳其的奧圖曼帝國的皇帝還是禁止回教徒使用這種技術出版書籍。此項禁令在1515年又被重申與擴大；到1727年只允許在皇室控制下使用活字印刷術出版；在1729年到1743年間一共出版了17本書；一直到1797年此項禁令解除時，又再多印了7本書。1800年時，奧圖曼帝國的成人識字率大約在百分之二到三之間；同時的英國成年男人識字率為60%，女人為40%。古騰堡所發明的新技術（天競）被公認為歐洲教育普及與知識提升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可是並沒有帶給同時的回教民族與阿拉伯世界多少好處。歐美工業革命的天競結果帶給落後地區人民好生活的例子不多，日本算是一個特例。
19世紀中葉之前,日本天皇並無權威，大權掌握在德川幕府手中。幕府推行閉關鎖國政策，造成社會生產力低下，人民生活困苦。1853年的黑船事件和接踵而來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德川幕府成為日本社會討伐的目標。1867年明治天皇即位，倒幕勢力積極結盟舉兵，1869年全國統一。明治維新後引進西方近代工業技術，改革土地制度，統一貨幣，推動工商業的發展，。現在看來，歐美工業革命的天競促使日本的人競（倒幕與明治維新），維新運動又再推進了日本的天競（工業革命）。
二戰以後的國際局勢有很大的變化，東西冷戰促成了日本的快速復興與亞洲四小龍的掘起。同一時期內，臺灣經濟的快速發展和菲律賓經濟的停滯卻是一個很好的對比。相較之下，當時臺灣是一個專制的政體，而菲律賓則是一個相當民主的政體。對經濟發展而言，難道專制優於民主嗎？
仔細思考後我們得到另外一種答案。東西冷戰時，臺灣與菲律賓都是美國的盟友，美國的技術進步應該給這兩個國家有相同的機會。當時臺灣政府利用美援政策建設自己的優勢產業，拋棄了進口保護主義，採行出口擴張政策。菲律賓則出現了貪腐政府，美援大多進入私人口袋，國內經濟建設完全停滯。1960年臺灣人均所得和菲律賓幾乎一樣；2000年臺灣的人均所得是菲律賓的近10倍。臺灣的人競充份配合了國外天競的引入，菲律賓的人競則正好相反。比較兩個國家的經驗，臺灣所實施的是正效益的人競，而菲律賓所實施的是負效益的人競，和專制或者民主可能沒有太大的關係。
如今，我們曾經引以自豪的經濟奇跡逐漸為國人所淡忘，取而代之的是官商勾結與貪腐，貧富差異的擴大，政黨惡鬥的亂象和民粹主義的囂張。根據IMF的統計，2000年以後，臺灣的經濟增長率還維持在世界平均水凖之上。但是若和新興市場國家（包括中國大陸）相比，我們的平均增長率已經顯著落後。若和亞洲其他三小龍相較，臺灣的平均增長率不僅落後，人均所得也是最低（2004年起）。落後的原因真是因為上面提到的林林種種嗎？也許這些都只是表像，真正的答案還是在臺灣的人競（制度的落後）妨礙了天競（技術的創新）。
看看近年來高科技與其他各種行業人才的流失，國內投資的不振，其原因就在制度上無法吸引具有創新能力的人才與企業投資，同時制度的演化也受限於各種保護國內產業的輿論與政策而無法良性發展。用經濟學的邏輯來說，如果無法開源（天競不足），只能在給定的條件下儘量節流，社會逐漸走向均貧的制度（負效益的人競）；然而，均貧的結果是最具創造力的生產要素的回報率下降，之後造成人才與資本的外逃，如此一來更是無法開源（天競再不足）。在這種惡性循環下臺灣的希望何在？我會在將來的專欄裡繼續和讀者探討。
＊作者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