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永遠正確」與「不愛認錯」，其實是那個時代遺留的思維。我見過不少對舊時光充滿懷念的紅衛兵一代，有人說，自己當年走起路來昂首挺胸，充滿自信，真有當家作主的感覺，想打誰就打誰，想抄誰的家就抄誰的家。這種活到六七十歲卻依然法盲，以「永遠正確」武裝自己的群體，很難不淪為近三十年的失意者。甚至還有採訪稱，某些當年在廣西「文革」大屠殺中的殺人、吃人者，仍以「階級鬥爭」為自己辯護，掩飾自己強姦、殺人甚至吃人的暴行。
當然，也有很多人懂得是非對錯，他們知道「文革」不好，打人不對，但他們同樣不願認錯。他們其實是「被和解」的另一方，在他們看來，自己同樣是無辜的，甚至是被耽誤的，為「文革」所愚弄，被大時代所裹挾。
將責任推諉給社會，是這一代人慣用的手段，但這絕不是真正的反思。著名的「槍口抬高一公分」，就是對大時代中個體行為的一種價值評判。任何一個黑暗時代，施暴者與受害者往往都集於一身，體制確實束縛著人們，並讓大眾陷入癲狂，但國家暴力恰恰是由這無數個體組成的，所謂體制，也少不了每個人的參與。道歉離不開真相，反思應有全民性。哈威爾曾于1990年元旦那天說過這樣一句話：「在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人只是受害者，因舊制度是我們大家共同建立起來的。」
在世界範圍內而言，全民反思並非沒有先例，德國便是一例。曾在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前下跪的前西德總理勃蘭特曾說：「我當時突然感到，僅僅獻上一個花圈是絕對不夠的。」而「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德國人都曾是納粹幫兇」，也成了大多數德國人認同並時刻自省的說法。
尤其重要的是，無論是納粹還是「文革」，因參與者的普遍性，法律無法真正全面追溯，加之體制等因素的限制，個體的良知和真正懺悔，就顯得更為迫切可貴。
在當下所有的道歉中，最值得欽佩的是劉伯勤在《炎黃春秋》雜誌上刊登的道歉，這位老人在短短的道歉中提出了真正的反思：「垂老之年沉痛反思，雖有『文革』大環境裹挾之因，個人作惡之責，亦不可泯。」
行文到最後，突然想到一個值得深思的細節，不得不將之寫出：如今，關於公車讓座的新聞極多，有老人逼別人讓座甚至大打出手，也有年輕人不肯讓座。其實，如果把時光回溯到如今這些老人們的年輕時代，我們就會發現，讓座在那時也是個熱門話題。因為，當時的青少年們面臨著更為複雜的問題，當他們打算給一個老人讓座時，總要思考對方會不會是階級敵人。
許多道德問題，也許都是未能真正解決的歷史問題。從這個角度而言，個體的被和解與歷史的被消解，都是可怕的。
＊作者為８０後專欄作家，原文刊載於騰訊大家網（責任編輯：余江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