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揶揄宋彬彬（編注；文革指標紅衛兵）的「懺悔文章」，認為若真如其所說，那麼她非但不是罪人，簡直是那個時代難得的天使，尤其是為了搶救老師而與醫生爭吵，簡直閃爍著人性光輝。
幾天前的這次道歉，在網路上也迅速形成了兩極化的評價。因為在她的道歉致辭中，仍表示自己曾兩次阻止同學毆打老師，「看到同學散了，以為不會有事了，就走了。」
有人認為，以宋彬彬在「文革」中的「符號意義」，她的道歉意義重大，並以南非的「真相與和解」為例，認為應以寬恕態度相待，鼓勵更多的人站出來懺悔。也有人認為，更重要的應該是搞清真相，還認為宋彬彬的道歉過於輕描淡寫，且有推卸責任之嫌。
此前，已有不少老紅衛兵通過各種途徑向自己在“文革”中所傷害過的人道歉：比如《南方週末》在2010年時就曾報導，1966年就讀於北京外國語學校的八名學生向已八十多歲的老師程璧道歉。當年的北京外國語學院亦是紅八月重災區，據載，該校紅衛兵們曾在學校禮堂裡，用木槍、皮帶和自來水管把出身不好的幼稚園女工劉桂蘭活活打死。「牛鬼蛇神」們被強迫抬屍體，程璧和教導主任姚淑禧一人抬劉桂蘭的一隻腳。姚淑禧也多次遭到毒打，有一晚先後被五撥紅衛兵毆打，之後在女廁所裡上吊自盡；去年，陳毅之子、粟裕之婿陳小魯也公開道歉，並因其「紅二代」和曾經高官的身份而備受矚目。
但這些道歉、反思與懺悔，都不像宋彬彬這般有巨大爭議。這其中有各種原因，比如時機、動機以及措辭，但在我看來，最大的原因在於：宋彬彬身上有太多未解的謎團。
有謎團的不僅僅是宋彬彬，還有這個國家，從土改到三反五反，再到反右、大饑荒和「文革」，這個國家留下了太多謎團。有些人說要效仿南非的「真相與和解」，可真相又在哪裡？
宋彬彬的行為並非孤例，她的道歉也不會是終止。未來還會有人道歉，其中也少不了這類以真相不明為前提的道歉。
很多人樂於見到這一切，因為那個時代的人都已老去，「再不道歉就晚了。」他們還認為，為了鼓勵更多的人站出來道歉，大家應該寬容相待，如果過於苛求歷史、強調對錯，很有可能會使得一些本來有心道歉的人膽怯卻步。
這讓我想到「心靈雞湯」。心靈雞湯多半比較煽情，看似很有哲理，其實經不起推敲，甚至全無邏輯。心靈雞湯之所以盛行，與人文教育和邏輯教育的缺失有很大關係，不具備分辨力的人往往會被似是而非但又煽情的東西所迷惑。
心靈雞湯一向鼓吹所謂的正能量，像「感恩」、「寬容」等都是其常用詞，但因其價值觀往往抹殺是非觀念，趨向極端化，所以「感恩」和「寬容」也變成了帶有麻醉性質的和稀泥。例如建議你不要抱怨、不要指責，凡事都要往好的一面想，這本身就是一種極端化要求，「凡事」與「文革」時的「兩個凡是」並沒有本質區別，都抹殺了事物的特殊性。比如面對社會不公時，批評指責無疑是應有之道，「感恩」則往往意味著奴才心態，「寬容」更是不負責任。
有病時才用的麻醉劑居然成了很多人「唯一指定閱讀」的雞湯，並非無緣無故。這種觀念使用於道歉，與早年的「出身論」、「以階級鬥爭為綱」貌似兩極，卻殊途同歸，其本質都是抹殺是非觀念。僅有的區別在於：「出身論」和「以階級鬥爭為綱」，是要把你打死，而如今的道歉，則是和稀泥，讓還沒有被打死的你寬容對方，甚至感恩，比如有人就說：「對於當年沒有被打死的老師來說，學生們都道歉了，而且過了這麼多年了，我們要懷著感恩的心迎接更好的將來。」
貌似兩極卻殊途同歸的例子還有很多，與如今的道歉能夠相對應的，還有當年的自汙。無論是思想改造還是反右，抑或「文革」，寫個檢查罵罵自己都是很流行的自我批評方式，甚至在很多運動中，你不把自己罵得狗血淋頭，就意味著你改造不夠深刻，無法過關。所以，很多人已經習慣自汙，將各種罪名安插在自己頭上，甚至不惜牽強附會，比如想吃個蠶豆就是資產階級思想作祟，但這事情還得有個度，你要是真吃了，恐怕會挨批鬥，所以還得給這個故事安插一個光明的尾巴，比如「就在想吃的那一刻，毛主席思想武裝了我，讓我拒絕了反動資產階級的誘惑」，想吃是過錯，沒吃是原則。
這種「想吃而未吃」的自我批評，像不像不以真相為前提的道歉？而不以真相為前提的和解，註定是一種「被和解」。
個體的「被和解」，若上升到國家層面，就註定是歷史的「被消解」——連個體真相都不可得，談何歷史真相？
歷史的「被消解」，意味著某種陰雲始終不會散去。而也正是歷史的「被消解」，反過來又左右著個體。有些年輕人說起「文革」，竟滿心憧憬。他們以為那個時代沒有腐敗，卻不知特權特供在那時極為氾濫；他們以為那個時代是所謂的「大民主」，卻不知個人權利完全被無視，即使你「根正苗紅」，也很有可能因為打碎一個毛像章、錯手塗抹了報紙上的「毛主席」字樣而遭批鬥甚至判刑；他們以為那個時代風氣健康向上，卻不知道有多少女知青為了回城，被迫委身於嘴臉醜惡的村幹部，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以抄家之名劫掠他人財產……
即使是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人，也在這種歷史的「被消解」中不知懺悔，甚至仍像當年一樣認為自己無比正確。
我曾多次寫到代際衝突，中國的代際衝突，集中於40後、50後與他們的子女。他們在經歷和思維上的巨大差異，在世界範圍內都是極其罕見的，這也使得他們在溝通中很難有所趨同。40後、50後最喜歡掛在嘴邊的話是「現在的年輕人啊」，然後就是各種不屑，他們的後輩則常常感歎，老一輩過於重視權威，但總愛面子不認錯，反而有損權威。
「老子永遠正確」與「不愛認錯」，其實是那個時代遺留的思維。我見過不少對舊時光充滿懷念的紅衛兵一代，有人說，自己當年走起路來昂首挺胸，充滿自信，真有當家作主的感覺，想打誰就打誰，想抄誰的家就抄誰的家。這種活到六七十歲卻依然法盲，以「永遠正確」武裝自己的群體，很難不淪為近三十年的失意者。甚至還有採訪稱，某些當年在廣西「文革」大屠殺中的殺人、吃人者，仍以「階級鬥爭」為自己辯護，掩飾自己強姦、殺人甚至吃人的暴行。
當然，也有很多人懂得是非對錯，他們知道「文革」不好，打人不對，但他們同樣不願認錯。他們其實是「被和解」的另一方，在他們看來，自己同樣是無辜的，甚至是被耽誤的，為「文革」所愚弄，被大時代所裹挾。
將責任推諉給社會，是這一代人慣用的手段，但這絕不是真正的反思。著名的「槍口抬高一公分」，就是對大時代中個體行為的一種價值評判。任何一個黑暗時代，施暴者與受害者往往都集於一身，體制確實束縛著人們，並讓大眾陷入癲狂，但國家暴力恰恰是由這無數個體組成的，所謂體制，也少不了每個人的參與。道歉離不開真相，反思應有全民性。哈威爾曾于1990年元旦那天說過這樣一句話：「在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人只是受害者，因舊制度是我們大家共同建立起來的。」
在世界範圍內而言，全民反思並非沒有先例，德國便是一例。曾在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前下跪的前西德總理勃蘭特曾說：「我當時突然感到，僅僅獻上一個花圈是絕對不夠的。」而「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德國人都曾是納粹幫兇」，也成了大多數德國人認同並時刻自省的說法。
尤其重要的是，無論是納粹還是「文革」，因參與者的普遍性，法律無法真正全面追溯，加之體制等因素的限制，個體的良知和真正懺悔，就顯得更為迫切可貴。
在當下所有的道歉中，最值得欽佩的是劉伯勤在《炎黃春秋》雜誌上刊登的道歉，這位老人在短短的道歉中提出了真正的反思：「垂老之年沉痛反思，雖有『文革』大環境裹挾之因，個人作惡之責，亦不可泯。」
行文到最後，突然想到一個值得深思的細節，不得不將之寫出：如今，關於公車讓座的新聞極多，有老人逼別人讓座甚至大打出手，也有年輕人不肯讓座。其實，如果把時光回溯到如今這些老人們的年輕時代，我們就會發現，讓座在那時也是個熱門話題。因為，當時的青少年們面臨著更為複雜的問題，當他們打算給一個老人讓座時，總要思考對方會不會是階級敵人。
許多道德問題，也許都是未能真正解決的歷史問題。從這個角度而言，個體的被和解與歷史的被消解，都是可怕的。
＊作者為８０後專欄作家，原文刊載於騰訊大家網（責任編輯：余江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