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畢竟資源有限，生產用地缺乏，人力成本已高，鼓勵台商回台生產之餘，應思考鑲嵌在國際供應鏈的生產關係下，台灣適合哪些生產階段的台商回台投資。
蔡英文總統以歷史性高得票數贏得總統大選，加上國會單獨過半，將有助於政策穩定延續，增加消費與投資信心。另一方面，執政黨更不能「勝利就忘記反省」。
韓國瑜「人民有錢」與「發大財」的選舉口號並不實際，但因為經濟發展落差導致所得差距擴大，是選民認同這句口號的主因。
「五加二」效果有限
隨全球化發展，跨國企業以委外代工生產模式進行國際分工，加上中國經濟快速成長，吸引台灣企業西進，而不外移留下來的製造業，也大量使用外籍移工來降低生產成本。
產業外移造成國內投資嚴重不足，就業機會與薪資成長動能受到壓抑。尤其是被排拒在贏者圈之外的弱勢勞工，普遍不滿所得分配惡化，貧富差距擴大。
二○一六年蔡英文參選總統時，提出以「創新、就業、分配」為核心的經濟發展新模式。不過，強調以創新驅動經濟成長引擎的「五加二產業」效果仍然有限，尚未帶給總體經濟環境正面的外溢效應。
另一方面，吸引台商回台投資政策，一度錯誤地把解決「五缺」問題當成重心，補貼利息、壓低要素價格，雖然協助廠商降低生產成本，卻反而強化壓低生產成本換取存活的舊經濟模式，延誤產業升級轉型契機。
盲目以解決五缺問題來吸引廠商回台投資，回台廠商很可能只是在美中關稅加徵戰局中，為規避由中國出口而被美方加徵關稅，暫時移轉生產基地到台灣，卻增加台灣被質疑「洗產地」的疑慮。
而所謂「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 案」、「根留台灣企業投資方案」、「中小企業投資方案」不斷強調累計投資總額已達八千餘億元，這是一味衝業績，重量不重質的結果，更與台灣經濟發展新模式強調的就業效果、薪資成長效應有所違背，更與「以人為本」的經濟核心價值相左。
落實高階製造研發的政策目標
中美貿易戰與科技競賽之下，台灣受惠於貿易轉向（trade diversion）的轉單效應，加上在中國的台商有移轉生產基地、甚至大規模遷廠的需求，台商因而回台投資，有助於以投資提振經濟成長力道。
但台灣畢竟資源有限，生產用地缺乏，人力成本已高，鼓勵回台生產之餘，應思考鑲嵌在國際供應鏈的生產關係之下，台灣適合哪些生產階段的台商回台投資？要吸引國際供應鏈中哪些關鍵生產階段的台商回台？要留下哪些關鍵生產技術？如何與中國舊有生產模式有別？這才是政府推動台商回台投資方案之餘，應先想清楚的上位概念。
政策上，應體現以創新驅動經濟成長，發展新興產業與新生產方式，才會有新的經濟成長動能。政策思維要如何創新，強化公共治理能力，讓好的經營者發揮「企業家精神」，導入新的管理模式，才會有產業創新與薪資成長的良好經濟環境。
如何強化台灣的在地生產優勢、提升技術，擴大下世代產業技術研發的投入？如何保護技術不因強迫授權或其他干擾而被竊往他國？如何掌握歐美終端消費市場趨勢？這些都是政府協助廠商調整生產基地，策略性扶植本土供應鏈所應考量的因素。
政府部門應將這些元素轉化為產業政策內涵，再擬定吸引台商回台的誘因措施，協助回台廠商能轉型升級，才能落實高階製造研發的政策目標。
藉由回台投資機會調整生產供應，不能只是持續強化與中國產業的供應關係，應該積極思考如何利用這個難得一遇的契機，策略性扶植並完整化本土供應鏈，才能擺脫中國政府傾財政資源補貼所推動的「中國製造二○二五」政策，舒緩紅色供應鏈對台灣本土產業的競爭壓力。
蔡總統宣示二○年要升級「經濟發展新模式二．○」，並設定六大目標：一、發展以人工智慧（ＡＩ）與物聯網（ＩｏＴ）為核心的「亞洲高階製造及研發中心」；二、成為「亞洲綠能產業」領頭羊；三、將台灣發展成為「亞洲金融資金調度及高階資產管理中心」；四、成立「國家融資保證」機制；五、用更好的制度吸引國內外優秀人才；六、落實分配正義，讓經濟果實全民共享。
產業政策應重新調整聚焦
政策上應體現「創新、就業、分配」的核心思維，才能升級為經濟發展新模式二．○。真正解決的方法有賴於重新調整財政資源配置，發揮公共治理與政策工具，讓人民能感受到經濟成長的幸福感。
當前經濟政策如五加二產業、前瞻基礎建設、吸引台商回台投資、鼓勵境外資金匯回、新南向等政策，都應重新調整聚焦。各項經濟政策更應輔以新的公共治理思維，把握中美貿易戰與台商回台投資這個難得一遇的特殊際遇，讓台灣經濟產業開展新局面。
＊本文原刊《新新聞》1716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