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敲響霍先生心中「國家危機」的警鐘是2014年爆發的太陽花學運。他說：「很像是溫水煮青蛙，然後那個水突然滾了，然後我就跳了起來，之後就再也回不去了。」
霍先生解釋，他那時才發現，無論是兩岸的服務貿易或貨物貿易，這些內容都會確實影響台灣人民切身利益。他說：「好比說，我是牙醫師，我就會很在意對於外籍醫師是否可以在自經區執業，或者我就會很在意對於健保的認定。因為這貨真價值影響到我的荷包，以及我們的權益。」
「那更不要說我以前相對在乎的自由民主，如果我們跟中國在那（經貿）方面更緊密的話，自然而然，我們的經濟被他們控制住了，我們的自由民主就會變得無法騰挪，」霍先生道。
生命共同體：「我的利益和台灣重疊，那我就認為自己是台灣人」
霍先生坦言，國家認同、身份認同對從前的他來說並不是最重要的。在衣食無虞環境下長大的霍先生說，買什麼衣服、賺多少錢、做什麼職業曾經對他而言可能更實際、更重要。他曾經覺得，自己到底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似乎無關緊要。
他說：「我後來想要把它考證出來，我到底是什麼樣的人，但發現那其實沒有什麼意義，這就是個唯心的問題，其實『認同』、就是信仰跟愛情，越過那個檻就是了。」
「民族其實是因為當地人當時的利益或當時所受的苦難，或當時的壓迫，出於共同的目的而慢慢形成的，」霍先生進一步解釋道，「我那時候就認為說，無論我的血緣來自哪裡，那都無所謂，我認為我現在既然在台灣，那我的利益和台灣有重疊的地方，我就認為自己是台灣人。」
霍媽媽也說，「我們都認為我們是台灣人了，以前我們都講很驕傲講我們是中國人，但現在不會。」
談話中，霍媽媽流露出些許無奈，她坦言，「中國人」這一詞感覺像是被奪走了，因為現在代表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非中華民國。
霍先生說，他認為省籍情節在政治傾向上的影響力對上一代來說與年輕一代不同，對上一代人而言，那不是一項可以輕易割捨的因素。
他說：「如果假設我已經50歲、60歲了，那我要再改變我的意識形態，其實就是在試圖把過往的我給殺死掉，那其實是很困難的事。」
「對老一輩來講他們其實活在戒嚴時期，他們對於自由、民主、人權，也許會覺得那個很重要，但是我不就這樣活了60年，我不就這樣活了50年，我為什麼非得要自由、民主、人權這些事，所以我會跟我媽媽溝通，主要也是從利益，跟生命，也許是公共安全，也許是食品安全等方面，去跟她溝通，」霍先生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