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不斷的指出，不同背景的孩子在學校中有共處的經驗會減低階級之間的對立，也會減少對不同族群及階級的「他者」的猜忌。臺灣私立中小學的壯大與OECD的忠告正是反其道而行。
蕾伊（Diane Reay）是英國劍橋大學的榮譽教授，出生於低社經的礦工家庭，是八個孩子中的長女，她在2017年出版了《錯誤的教育：不平等、教育及勞工階級》一書。這本書是蕾伊根據許多的統計數據、500多人的個別晤談及她本人的受教經驗而寫成，主要是研究英格蘭勞工階級子弟這些年來的教育經驗及成就表現。
英格蘭是一個階級的社會，英格蘭的國民教育長久以來就有階級上的問題。基本上，中高社經階層的子女與低社經階層的子女會受不同的教育；前者多進私立學校或有升學導向的公立學校，後者則大多進入了一般公立學校。即便是不同階級的子弟念同一所公立學校、在同一個屋簷下受教育，勞工階級子女所受的教育，在品質上仍然不如中上階級的子女，這現象自19世紀實施國民義務教育以來就是如此。來自勞工階級的子女，注定的就會接受次等的教育，最終也會成為低社經階層的一員，難以藉由教育來翻身。
蕾伊的研究主要是想了解，這不公不義的事是否在21世紀仍然存在。結果她發現，21世紀的英格蘭對來自低社經階層的學生仍然不夠友善。儘管英國政府在近年來採取了一大堆的改善措施，英格蘭低社經階層出身的子弟，在學業成就上的表現遠不如中上階層的孩子，在OECD各國的比較上，英格蘭低社經階層出身子弟與中上階層子弟的差距，也遠較他國來得大。
稍微詳細一點的說，她主要的發現如下：
一、低社經階層的子弟在起跑點上，就輸給了來自中高社經階層的子弟。
二、孩子教育成就高低的最主要原因，繫諸父母財富的多寡與對教育看重的程度，而不是學生個人的努力與能力。
三、低社經階層子女所能得到的政府教育經費不及中高社經階層的子女。
四、來自低社經階層的子女在受教過程中，所碰到老師的整體素質較差、比較沒經驗、流動率高、也有許多是代課老師。此外，他們在學校中所能參與的教育活動比較狹隘，偏向讀寫算的活動，較無機會參與音樂、戲劇和藝術的活動。最糟糕的是，他們覺得在受教育過程當中常被貶抑、不受人尊重。
五、就讀私立小學的孩子，每年的教育經費約須12,200鎊；就讀公立小學的孩子，每年的教育經費則約須4,800鎊。就讀私立中學的孩子，每年的教育經費約須15,000鎊；就讀公立中學的孩子，每年的教育經費則只須6,200鎊。
上述英格蘭的教育現象會不會在臺灣發生？乍看之下，可能性不大。這是因為臺灣社會的階級意識並不強烈，稱不上是個階級社會。再者，臺灣社會的貧富差距不到十分明顯的情形，官方發布的貧富差距指數（吉尼係數）還不到驚人的程度。最後，臺灣國民教育中的公立學校，其表現也不俗，辦學績效卓著者不在少數，明星高中普遍為公辦高中，來自各社經階層的子女相對均勻的散布在各公立學校中，沒有到壁壘分明的地步。
雖然如此，近年來臺灣社會及國民教育的發展亦有讓人警惕之處。第一，雖然臺灣官方所認定的貧富差距指數還算理想，但臺灣一般家庭的收入固定，不如有些人以錢滾錢的讓財富大增，致使整體社會有貧富不均的趨勢，財富正逐漸往少數富人集中，近三年瑞士信貸全球財富報告中的數據，就顯示了這個事實。
第二，自十二年國教實施後，有許多家長對公辦的國民教育並不放心，認為這麼多年的教育改革，讓公立學校的教育品質不升反降，再加上升大學及高中的辦法一變再變，家長無所適從，紛紛搶送孩子進入辦學空間較大的私立中學。本來，自九年國教實施後（1968年），公立的明星初中就逐漸退場，被私立的明星國中所取代，但在高中階段，我們仍然有許多明星級的公立高中。然而從十二年國教啟動後，許多家長就轉了心意，把原來可進入公立明星高中的孩子轉往私立高中就讀。我們於是有了一口氣從幼兒園辦到高中的明星私立學校，而且數目越來越多；今天的公立明星高中已經開始和私立中學在搶學生了。
上述兩個趨勢加起來，臺灣教育在未來也有可能朝向階級化的方向發展。我們會看到收費高的私立中小學蓬勃的發展，這些學校不是一般家長所能負擔，而且這些學校透過靈活的方法，能把孩子送到國內一線大學，也能直接與國外大學接軌，提供一條龍式的服務，可以完全滿足富有家長在教育孩子上的需求。教育再製既有社會階層於是愈益顯眼。
面對這種趨勢，我們政府是不是該做些甚麼？或是任其發展！
＊作者為《通識再現》主筆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