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美中階段性協議達成,台灣沒有樂觀空間

2020-01-23 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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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反送中抗爭持續延燒(AP)
訴諸情緒動員、威脅論、民族主義及民粹主義的支持榨取在中國也一樣有效;例如香港反修例運動中,中國大陸輿論的湧動,不比台港兩地的反中情緒友善,只是這次對象換成了台灣。(示意圖,AP)

其三,幾十年之內,「中美共同體」或「中美國」(Chimerica)的經濟共生體將持續,北京將試著為補足美中之間的綜合實力差距謀求更長的戰略機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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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由經濟學家尼爾·弗格森與莫里茨.蘇拉里克創造的新詞,指述了由全世界最大經濟體、商品最終市場國(美國)以及最大製造工業國、最大外匯儲蓄國(中國)共構而成的合作關係。

中國的製造產值增長在過去大量地仰賴美國之消費,而出口獲利則透過美債的增持來拉動對外投資;就美國而言,來自中國的外匯投資穩固了美元本位,支撐了強勢美元的地位,共構了一個相連互動的循環。儘管中方宣稱,對美出口佔比僅占中國出口的20%,但不可否認的是,這條連接世界兩大經濟體的產業鏈確是影響世界經濟與原物料價格,甚至全球經濟發展的關鍵聯繫。

四十年前,為了抗衡蘇聯,美國在外交領域上將共產中國正式地納入國際秩序當中;柯林頓時代開啟的以和促變政策(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則張開雙臂將這個正蓄勢待發的經濟體透過多邊經貿建制融入了世界的產業鏈,促成了其產業實力的騰飛;千禧年初,當西方延伸嚇阻之思再起,猝不及防的911事件以及其引致的反恐戰爭,令美國被迫重新擬定其國家安全戰略,將打擊恐怖主義及防衛國土安全列為首要目標,再次給了中國二十年的戰略機運期。

數十年的「韜光養晦」戰略,中國贏了發展時間,也贏得發展空間。一路從廉價商品的加工出口、傳統重工業、基礎建設、電子零組件代工,至今逐漸躋身產業科技主導者的行列。透過國家政策主義,設定競業目標與假想敵、趕超科研實力差距、壓制對手的產業發展空間;面對傳統出口市場成熟、產能過剩的短板,則利用既有外匯資產、大型的經貿外交倡議來消化建設能量,開闢新的經濟成長引擎,進行戰略對接、產業互補。

數十年的接納與包容,轉瞬間令中國發展為全球經濟發展的火車頭之一,並連結中低度開發中國家建成了結構性互賴(Structural Interdependence)。然則,中國的社會政治制度並無如西方所期待的發生改變,等到中國威脅論再興、權威學者大聲疾呼「再思中國」(The China Reckoning)之際,中國早已崛起為另一個掌握世界經濟動能的巨人—與過去的蘇聯有根本上的差異。

總體經濟數據以及產業鏈結構告訴我們,即便中國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無論在質在量,仍與美國有著巨幅的差距;即便擁有超乎預料的消耗韌性與迴旋空間,在經濟結構轉型的過程中,仍扛不住來自美國長期的制裁性措施,於是「六穩」政策出台、經貿結構的優化、產業發展創新化通通成為深化改革與應對經濟增長失速的具體政策。中南海的領導人(如果理性)深知,今下只是現代化追趕進程的中點,中國還需要更多戰略發展時間與空間。

「大國外交」的「有所作為」可以是中國在國際政治中對權力慾望的投射,也可以僅是一個崛起的大國不得不為的戰略擴張,端看中共是否重拾低調路線,再尋另一段黃金發展期。一份表面上讓步的協議,以美國為對象,或許是對岸走回務實發展、以金錢換取時間的政策反映。

在過往的台美溝通中,台灣自然盡全力在耳語間形塑北京的邪惡形象。惟對岸能否再次獲得一個戰略發展期,顯然在台北當局影響所及,而更多地立基於美國的內政外交相互影響所產出的對華政策之上。

倘若北京真能短暫消除西方對其「輸出體制」乃至於「改變國際秩序」之既有成見,台灣的安全戰略有高概率與正在鬆動的盟邦體制脫鉤,「擴權卸責」(more strength with less responsbility)將成為華府在全球棘手的安全、經貿及環境議題上之指導原則,而台灣則在對岸總體實力持續上揚,東亞陷入區域權力真空的同時,逐漸深陷北京邊緣化的大戰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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