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克魯頓因此提出了人格的概念，並用此說明共產與自由之差異主要在於結社的傳統。他認為各式各樣的組織乃至於國家本身，不僅有法律上的人格，更具有道德意義上的人格。就像面對一個人行為我們會下道德判斷，對社會上的機構以及國家的行為我們也同樣會表達讚揚或貶抑。但是人格無法獨自享有，需透過人與人之間的理性互動中相互承認，才有可能實現。
在英國法律的傳統下，成立一個社會機構不需要經過國家的認可，也沒有文件需要申請、簽署、蓋章，只要公開成立，法院便會為其享有的權利捍衛到底。這個傳統展現的正是國家透過尊重社會機構的人格而實現其自己的人格。所以我們要防範的，不是國家對個人自由的侵犯，而是當國家喪失人格變成機器，從而泯滅包括你我個人以及種種社會組織的人格。共產的社會裡，所有的社會機構都成為國家控管、領導的機器，成為追求某一特定共同目標的工具，就是國家喪失人格的後果。
斯克魯頓由此立場出發，捍衛了許多招致爭議的主張。例如大學這個機構本為學者們為追求研究結社而生，若國家以追求資源分配之平等為由，強制要求其招生不能只以學術能力為標準，而應為特定族群加分或保留名額，便是戕害大學人格的舉措。又例如死刑制度的存在說明的是有些罪行之重大只有最嚴厲的刑罰得以反映，若將刑罰理解為預防犯罪或是改造罪犯的工具，等同於將國家變成操控統計數字的機器，如果一個國家無法對破壞社會秩序的人表達意志，在戰爭中他又如何能教那些保衛社會的人去為國家、為一個機器而死？最後，車諾比事件發生之時，斯克魯頓也一再強調，問題不在於核能本身安全與否，而在於國家變成機器之後就只須對自己隨意訂立的發展目標負責，而不必在乎人民、土地與環境。
政治不正確的代價
篇幅所限，斯克魯頓在其他政治議題如脫歐的貢獻，在此只能略過不談。但斯克魯頓不只是一位思想家，而是身體力行的實踐者。他曾長年在東歐參與地下學術活動、引介禁書，協助被共產政權迫害的知識分子，因此甚至曾遭驅逐出境。反共也毀了他的學術生涯，申請升等時，因為曾在報刊發表過政治不正確的言論，而不是因為美學專業研究的不足，而被駁回。他主編的雜誌更因為出版社被左派知識分子恐嚇，而易手出版，更別提在該刊物發表過的作者時常面臨被炒魷魚的威脅。
斯克魯頓辭世，是英國的損失。英國能有這樣的損失，是身在台灣的我們羨慕的事情，因為我們的政治辯論，還停留在只反對共產黨表面上令人厭惡的部分。因為不了解共產黨，所以我們沒有察覺到，我們所追求的政治目標，某方面正使我們越來越像共產黨。
斯克魯頓遺孀一位，遺子兩名，據他的個人網站新聞稿所述，他全家人以他為榮，以他終身的成就為傲。
作者：崔麐，英國杜倫大學（University of Durham）政府與國際事務學院博士生，由政治思想史的角度研究保守主義的流派與變遷。譯有《思考：哲學裡的星星、月亮、太陽》（合譯）、《傳說的高砂族》（英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