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你們要來談我的前任囉！」比爾‧柯林頓在他的哈林（Harlem）辦公室迎接我們，看起來有點疲憊、聲音聽起來有點微弱，不過在漫長的一天快結束之際，他的音調仍對我們保有歡迎之意。
天色漸晚漸暗，外面正下著大雨，從靠牆的窗戶看出去，這個城市只剩下雨滴背後一片朦朧的微光，以及街道上的喧囂。但在室內，在兩名武裝特勤人員與電子鎖後面，是一個收藏貴重物品的儲藏室，彷彿聖殿般裝潢著質地溫暖的木材和厚實的地毯。一幅邱吉爾的肖像掛在西牆上；在書架上擺著一隻《芝麻街》的柯米蛙（Kermit the Frog）玩偶，另有一架老式選票計算機，附加有名字並有槓桿可以拉，放在他桌子的後面。「這是我的總統圖書館，從華盛頓到老布希」，他說，並指向堆滿回憶錄和自傳的書架。在接下來的「降靈會」之中他召喚的先祖英靈不只有亞伯拉罕．林肯及老羅斯福（Teddy Roosevelt），還包括皮爾斯（Franklin Pierce，譯按：美國第十四任總統）及海斯（Rutherford B. Hayes，譯按：第十九任總統）。
他詳細說明他思念的總統理察‧尼克森，以及他喜歡的另一位總統喬治‧布希。「他死前一個月，」他在說尼克森，「寫給我一封有關俄羅斯的信。這封信非常的清晰透徹，寫得相當好……我每年都再讀一次。這封與喬治‧布希給我的那封，你知道你什麼時候該給你的繼承者寫信。」
尼克森在信中寫到：「在您讀到這封信時，您已經是我們國家的元首……我衷心為您喝采。」
沿著窗枱的是數十幅照片；他注視著林登‧詹森的簽名照，那是四十年前他在德州為一場競選工作時，詹森送給他的禮物。「隨著時光流逝，歷史會對他更友善一點，」他這樣評論詹森。
接著話題轉到總統們相互扶持提攜的一面。他說，對曾坐在橢圓形辦公室的人來說，「彼此之間就是會有一種惺惺相惜」。「歐巴馬總統數天前和我一起打高爾夫球，但我們沒有談太多的政治。」圍在總統旁邊談政治的人多如牛毛，有時候他需要的只是能讓他開懷大笑的人，或者是告訴他不要讓一些雜碎惹他不開心。柯林頓回憶到那天他其實有點疲憊，但「當我的總統召喚我，我會趕到，而我也會與他打場高爾夫，即使暴風雪刮得猛烈」。
「我的總統」，柯林頓這樣稱呼歐巴馬，顯示這兩人自從二○○八年那場代理戰爭以來到現在關係出現多大的轉變。這本書就是要追尋這樣的足跡旅程：歷史上在卸任與未來的總統之間中濃烈、親密的關係，那經常劍拔弩張，但更多的時候是寬宏大量的互動關係。儘管各個總統們通往白宮之路南轅北轍，各有千秋，但這不是很重要：一旦他們坐上寶座，他們就被經驗、責任、抱負以及創傷挫折緊緊綁在一起。他們成為「總統俱樂部」的一員，縱然四散全美各地，但透過電話與電子信件互通聲息，也不時安排會面，就如同二○○八年大選後俱樂部五位成員在白宮會面那樣，卡特總統告訴我們，他們「循循善誘，不用說教的語氣來為即將上任的歐巴馬總統上一課」。
貫穿整部俱樂部史，它從沒擁有超過六位成員的紀錄。目前，在華盛頓、紐約、亞特蘭大、達拉斯，在緬因州肯納邦港（Kennebunkport）布希家族宅邸的木屋裡，都有其分支。在布希家族的屋子裡，在腳踩下去咯吱作響的樓梯間，陳列著連布希總統博物館都看不到的珍貴照片。就在這裡老布希帶著柯林頓，這個曾擊敗他的人，打高爾夫球，消磨整個晚上話家常，以駭人的速度乘風破浪。從二○○五年兩人成為莫逆之交開始，他們沒有談太多政治、國際事務、戰略、策略什麼的。更多的是純粹的友誼。「你是對的，」老布希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如此解釋，「我們不談政治。你不必如此。不管是什麼政治問題，你知道而且也同情這個做決定的人得一肩扛起的重擔，而你也尊重他的決定。」
總統俱樂部有它自己的內部規範，包括對在位者的尊重，以及，大多數時候要對這個世界上人數最少的兄弟會員成員如何過日子、以及彼此如何互助合作，保持緘默。哈利．杜魯門在一九四八年就私底下提議要當艾森豪的副手，假始艾森豪決定參選一九四八年大位的話。而尼克森在一九八○年及一九八一年寫給雷根的秘密信函，實際上就是為雷根如何打造白宮獻計策劃。卡特則答應不對記者談論他在二○一○年為歐巴馬承擔的一項任務內情。「當你功成名就時，做些為國家有幫助的事情就比贏得辯論更重要了，」柯林頓說。「到了某一刻，只要每天早晨太陽按時升起就足以讓你滿足。你起床，希望那一天會有一些好事發生。這是因為我們道德特別高尚？我不認為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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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美國許許多多其他的東西，總統俱樂部由喬治·華盛頓創立，這是他做過的第二個最佳決策。第一個是他先同意接下此職務，之後又選擇卸下此職務，在第二任任期結束後於一七九七年退休。此意味著華盛頓不願成為一位終身美國總統，相反的，他選擇變成第一個前總統。
華盛頓所做的任何事都樹立了典範。首先，他接受一份儘管他並不需要的薪水，以致於未來的總統將不需要都很有錢。其次，他接受「總統先生」（Mr. President）這個稱呼，而不是「陛下」（Your Excellency），使得後來的總統也不敢逾越。最重要的是，他和平地交出權力。雖然說，鑑於他的豐功偉業與當時美國的民主理念尚在萌芽階段，這麼做確實很大膽。
隨著華盛頓建立總統俱樂部，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當選之後，最初的俱樂部就有了兩位成員。在與法國戰爭的威脅下，亞當斯任命眾望所歸的華盛頓為美國陸軍總司令，後者任此職直到隔年他去世為止。亞當斯第一個發現，無論私底下有何嫉妒，「前總統」可謂妙用無窮。
而他不是最後一個。
在接下來的兩個世紀裡，俱樂部的規模起起落落。它在林肯的時候成長到六個人，部分是因為他尚在人世的前輩沒有一位成功贏得連任。俱樂部要一直等到柯林頓於一九九三年宣誓就職後，才再度壯大為六人，因為尼克森、福特、卡特、雷根以及老布希全準備好要出來協助。亞當斯、傑佛遜、老羅斯福及小羅斯福等總統則只有一位前總統可資襄助。尼克森於一九七二年再次競選時，俱樂部沒有半個成員，和華盛頓的情形一樣：杜魯門在耶誕節過世，一個月後詹森撒手歸西。在那個美國國運顛簸難行的日子裡，俱樂部也消失了。
那麼，總統俱樂部為何重要？
首先，「關係」很重要，公眾人物之間的私人關係有特別意義。對卸任總統而言，俱樂部的存在至關重要，有時候對他們退休後的人生有驚人的助益。他們交出權力，但沒有交出影響力；所以他們的影響力變成現任總統權力的一部分。他們在一起比他們分開可以做更多的事，而他們全都知道這點。當有需要的時候他們就一同去諮商、抱怨、安慰、施壓、保護和解救。
作為選民，我們看著在舞臺中央的總統，評價他們的演出，為他們的成功喝采，在他們失敗時噓他們下臺。這些是民主的義務。但評價和真正的了解是不同的兩件事。儘管一位總統究竟做了什麼很重要，他為什麼要這麼做才是歷史學家研究的範疇。總統俱樂部提供我們研究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內部的一扇窗，因為在此我們得以觀察他們與同儕的互動，無論是忠誠、競爭，憐憫，還是合作。
其次是「總統職位」的問題。總統俱樂部會捍衛總統這個職位。一旦他們坐上了白宮寶座，他們開始懂得珍惜總統的權柄與力量，意識到無論政府其他部門多麼顢頇，在其他的人都失敗的時候，總統必須挺身而出為人民服務，以及保衛國家安全。在總統大選期間，他們能支持任何他們喜歡的人，但一旦新總統上任，俱樂部成員的角色經常就有點類似總統隨護。所以詹森曾經贈送艾森豪一對刻有美國總統印記的袖扣，「你和哈利‧杜魯門一樣，是唯一能合法佩戴這些袖扣的人，」詹森說，「不過如果你仔細觀看，上面沒有載明是民主黨或共和黨。」
總統與總統之間的關係不只揭示了總統職位的本質，他們也反映了過去半個世紀形塑美國政治的力量。在波瀾不驚的一九五○年代，艾森豪這位共和黨總統在位八年，卻沒有推翻小羅斯福的「新政」，那就等於是認可、強化了小羅斯福的政治遺產。到了一九六八年，這個國家嚴重分裂，以致於林登‧詹森與他的副總統韓福瑞之間的鬥爭之激烈，幾乎和他與共和黨挑戰者尼克森一樣。雷根與尼克森，或者後來雷根與福特之間漫長、複雜的衝突，從某些角度來看決定了共和黨內兩個世代甚至更久的意識形態衝突。同樣的，比爾‧柯林頓和巴拉克‧歐巴馬之間一言難盡的關係，反映了民主黨內有關如何將中間偏右的選民拉往左邊的世代鬥爭，如果這是可行的話。
最後，俱樂部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成為總統發揮權力的一個工具。它並沒有載於憲法上，也沒有明白寫在任何書籍或法律條文上，它既不是一種隱喻暗示，也不存在於公開演說之中。它是卸任總統們刻意經營、在位總統善加利用的一個同盟關係，以此促進他們自己的利益，也推動他們的政治目標。撇開進入門檻與成員的尊榮不凡不論，這世界上也再也沒有第二個像它一樣的兄弟會。縱使俱樂部都有利己的習性和本能，當總統俱樂部運作得宜、正常發揮時，它不僅能協助總統，打點總統的麻煩，化解國家的困境，甚至能拯救生靈。
＊作者簡南西‧吉布斯（Nancy Gibbs）目前為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的「蕭恩斯坦媒體、政治與政策研究中心」（Shorenstein Center）主任；2013 至2017 年為《時代雜誌》總編輯，同時也是該雜誌史上第一位女性執行總編輯；曾於 1993 至 2006 年間於普林斯頓大學擔任寫作教授。共同作者麥克‧杜菲（Michael Duffy）目前為《時代雜誌》副執行總編輯，曾於 2006 至 2007 年間擔任普林斯頓大學新聞學教授。本書選自兩人新著《總統俱樂部：從杜魯門到歐巴馬，二戰後歷任美國總統的競爭、和解與合作》（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