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說保密防諜思維，已不再被社會大眾所接受？這正顯現了年來的保防教育與社會現象的脫軌，不是保密防諜思維過時，而是主其事者的心態與保密防諜作為的良窳，若對國家認同不能同一，在方法與技術上不能與日俱進，就是換個名稱為「安全維護教育」，也是枉然。但這也說明了針對境外敵對勢力的滲透，事實上國內的反滲透機制，早已本來具足行之有年。
其實蔡總統執政之初，在2016年7月曾對調查局作出「制定保防工作專法」的指示，2017年1月調查局訂定「國家保防工作法」草案，依據該法草案需在各級政府機關（構）、駐外機構、行政法人、營運關鍵基礎設施之公營事業（不包括鄉鎮、學校及農漁會），應成立安全保防處（室），設置安全保防處(室)，條文中更直接明訂，只要經機關首長書面同意後，就可查訪可疑對象，並可向各機關、團體或個人調閱有關文件、紀錄及其他資料，保防工作人員還具「臨檢權」，緊急時可查扣相關人與物等。致當時輿論對安全保防處（室）的設置，是否是雷同戒嚴時期於各級政府機關暨公營事業機構（遍及鄉鎮、學校及農漁會）設置的人二部門復辟，一時輿論撻伐，引起該法是否有侵犯人權之慮？該法草案經行政院退回，法務部雖有再研擬之議，經閱月再度流出之該法草案，竟無隻字異動，復受輿論抨擊濫權後，無疾而終［註1］。
目前中共對台灣的滲透，國防部前軍政副部長林中斌曾言「在台共諜高達4千人，遍布所有政府機關、社團組織、國防機敏工業、高科技及擁有核心技術之農林漁牧產業，甚至隱含在無形的網路中，已達無孔不入階段，中共以經貿、外交、文化等『超軍事手段』吸收國人，再不予防範，潛伏的「內應」裡應外合之下，恐嚴重威脅國家之安全，值得慎思」［註2］，當然今更甚於彼時。換言之，中共對台灣的滲透是全面性的，滲透的目的，主要發展組織，與中共對台策略相呼應，以作為中共統一台灣的內應。
然而《反滲透法》總計不足千字的12條條文，在「只罰行為，不罰身分」的原則下，區分為「一個條件，五種行為」，「一個條件」是指接受「境外敵對勢力的指示、委託或資助」。「五種行為」則是指「違法提供政治獻金、違法從事競選活動、違法進行遊說、破壞集會遊行與妨礙選舉」。該法針對性的只以接受境外敵對勢力的指示、委託或資助，進而列舉五種行為，為違法事證。
此又與2005年訂頒之《情報工作法》第三條第一項第六款：「間諜行為：指為外國勢力、境外敵對勢力或其工作人員對本國從事情報工作而刺探、收集、洩漏或交付資訊者。」有其重疊性。就連《反滲透法》第10條規範的自首條文：「犯本法之罪自首或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自首並因而防止國家安全或利益受到重大危害情事者，免除其刑。」都與《情報工作法》第22-1條自首條款有異曲同工之感。然而《情報工作法》施行至今10餘年，可曾聽過因自首條款發揮功效，進而徹底瓦解中共在台組織者？若觀調查局曾訂定的「國家保防工作法」草案，全文31條文，6千餘字，相關條文雖有爭議，然而不失其立法的明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