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一例一休是不急之務，與其改革欠缺彈性而讓勞資政府消費者全輸，不如從長計議。那年金改革就是當務之急，是馬政府時代所謂「懸崖邊緣」的改革，越早動手越好。蔡英文日昨配合年金改革國是會議，強調「愈早提出改革，能做的空間愈大」；總算從善如流，改正了她「改革自自冉冉」的牛步化效率。接下來最重要的，應是讓這次年金改革做為「社會正義」起點。
台灣社會在政黨真正輪替、改變昔日朝小野大格局後，轉型正義正式浮上檯面，如歷史傷痛的真相及和解、黨產追討、年金改革等。其中，歷史傷痛的真相及和解有待司法改革，黨產追討有待各政黨及全民共同關注追查（包括對司法怠惰鍥而不捨的監督），年金改革則關係「社會正義」。
什麼是「社會正義」？全球化時代少數人愈富而多數人愈貧（1％對99％或20％對80％），貧富極度懸殊，這是社會正義問題。少數特權族群領高所得替代率年金，多數勞工族群領低所得替代率年金，這是社會正義問題。嬰兒潮世代退休潮湧現，像海綿般吸乾所有經濟利益、留下巨額政府負債，未來世代面臨無退休金可領困局，這也是社會正義問題。
被譽為洛克《政府論》及密爾《論自由》之後最偉大自由民主主義經典的羅爾斯《正義論》，為社會結構設計了一套合理標準及原則，就是正義原則，以此來分配公民的基本權利與義務。對羅爾斯來說，社會正義問題就是分配公正問題。這個社會不該只是爭權奪利、滿足個人或總體最大慾望的功利社會，而該是互利互惠丶共同合作丶滿足總體中個人基本需求的契約社會。
既然是合作及互利互惠，它就必須在「保證公正」的前提下追求社會成員需求的滿足，亦即選擇和其他選擇的最壞結果相比是總體（即大家）最好的選擇；也就是在不平等不可避免下，給出身較低丶天賦較差者某種補償，讓「最少受惠者」能有「最小中的最大」滿足，類似台灣年金改革所渭的「地板」，任何人所領不能低於這個「地板」。相對的，在國家財政窘迫的情況下，退休前職業階層及收入較高者(除非他不必靠年金生活）所領，也不能高於一個「天花板」，以防過度掠奪及破壞正義（公正）原則。
在羅爾斯的社會正義中，權利（如個人生存權包含滿足基本需求之所得）是高於且優先於利益的；而權利的維護及確保必須有強制性，也就是社會通過國家行為來落實。當贊成年金改革的民意居於大多數，且民意通過選票選出贊成改革的執政黨，這個執政黨就有責任以國家行為來落實年金改革。而所有契約社會的成員，也不能不顧他人損失，只要求自己利益；因為你領的太多，就意味權利過度伸張，侵蝕或壓搾了別人權利，讓別人領比該領的更少或沒得領。
而綜觀蔡政府提出的年金改革版本，「多繳丶少領丶延退」的方向基本上正確。尤其令人佩服的是，蔡英文與陳建仁都宣示，未來卸仼後領取的禮遇金額，不會超過年金改革的所得「天花板」，也就是由卅幾萬降到七萬五。總統副總統這樣以身作則、「共體時艱」，其他人更萬無推拖抗爭之理。改革就怕只改別人而不改自己，被改革者抗拒改革是人性常態。當本身是被改革者卻勇於接起改革重擔，把自己一併改革時，這種改革所激起的示範效應及支持力道，是「無堅不摧」的！
美中不足的是，當先進國家如歐美日，所得替代率大都在50％左右，連之前高於台灣的希臘也因破產危機降到五十多趴時，台灣經過十五年過渡期，公教所得替代率才調至70％，似乎仍嫌過高。當年軍公教歷次調薪，並未透過立法，都是一紙行政命令。行政命令而侵蝕壓搾了其他人所得，造成國庫沈重負擔，新政府及新執政黨挾「新民命」予以撤銷，絕對是當行之務。
許多民間團體如公務革新力量聯盟、社民黨、時代力量，都主張所得替代率在十年內降至60％，以紓緩世代正義問題，非常值得重視。而點燃公民平台指出，目前政府版本不是「永續方案」，年金最大問題在於過去繳太少現在卻領太多，唯一解決方案就是「少領」，避免破產，觀點同樣值得重視。
而年改會表示，18％優存利益落日結束後，每年省下四百多億，將提撥至軍公教退撫基金。許多人也有異議。因為勞工平均月領年金才一萬多（目前且有三百多萬勞工月薪不及三萬），遠低於軍公教。同時自由業者（如自由作家丶自由設計家丶攤販、家庭主婦）許多人貢獻及付出遠大於軍公教，卻只能領三千多元國民年金。在大國民年金的制度性變革進一步實施前，應將18％省下的錢優先補助以上這些弱勢族群，才符合羅爾斯的「社會正義」原則。
此外，對於那些帶頭抗議年金改革者，如李某人聲稱他領九萬是「制度規定」，有「信賴保護原則」，別人無權變更它；如黃某人及一些退將聲稱他們領七萬丶十萬是「工作應得的合理報酬」，所有指他們領太多的都是侮辱他們。他們顯然忘了一個最簡單道理，即國家有，他們才有；人民納稅錢夠，他們才夠。如同《論語》說的：「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政府如果有錢，從馬英九到蔡英文，需要大談年金改革丶財政懸崖嗎？關中會跳出來「老實講」，慨嘆「公務員是國家退休制度母體，公務員不改，其他行業無法跟進」嗎？
同時，「繳太少，領太多」是事實，指出領太多的事實怎能叫侮辱？而制度規定的（不要忘了民主政府的制度背後是人民意志），制度怎麼不能改？財政都快破產了，還談什麼「信賴保護原則」、「工作合理報酬」？他們知不知道，政府對他們若有信賴保護原則，對其他國民的退休生活也有信賴保護原則？退休人員都是在坐享民脂民膏，退撫基金眼看都要坐吃山空了，哪來的「工作合理報酬」？退休人員又有什麼「工作」？何況政府的「分配正義」責任重大，如果納稅人的血汗錢都不能「公正分配」，還能期待社會其他事「公正分配」嗎？
羅爾斯的《正義論》並非憑空生出，奧古斯丁早就說過了：「如果沒有正義，王國（政府）和大的搶劫集團又有什麼區別？」一本比羅爾斯更早的經典政治學教本也指出：「僅僅建立秩序並不夠，秩序必須體現人民認為是正義的東西。當少數特權使大多數人不能信服自己得到公正待遇時，政府便不能贏得人民效忠。正義是指承認所有人及團體都平等享有一些基本權益，並在他們之中做合理分配。」蔡政府的年金改革是正義的事，全民應共襄盛舉，讓這次改革做為「社會正義」（包括所有轉型正義及公正分配）起點。
＊作者為時事評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