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預見這場示威的到來。從抗議者到參與者，香港的抗議和暴力在2019年震驚了所有人。這場危機源於政治，卻通過情感而發酵。BBC採訪了五位捲入香港示威的人士，回憶他們在這場示威中的情感體驗——他們的眼淚、興奮、破裂的人際關係以及驕傲。本文由BBC的蔡曉穎撰寫，人物肖像照由盧君朗提供。
故事起點
2019年3月30日，星期六，是最後一個正常的一天。天氣晴朗，陽光普照。像在香港的其他周末一樣：鬧騰的雞尾酒時光，家庭午餐，在霓虹燈下購物至深夜，以及隨處可得的可愛自拍照。
但是隔天，更有政治味的行動開始了。星期天，數千人在令人沮喪的毛毛細雨中游行，抗議一項允許將疑犯引渡到中國的法律修訂案：「引渡返大陸，香港變黑獄。」 遊行人士這樣高呼。
當時，關於這場遊行的報導並不多，但這座城市正在傾聽。
香港後來發生了持續6個月的大規模抗議遊行，街頭成為戰場， 警察毫不猶豫地以催淚瓦斯、橡皮子彈、水炮和實彈回應示威。青少年抗議者發射弓箭，香港立法會會議廳遭到破壞，數起千計的香港年輕人現在學會製作汽油彈與縱火。即使港府後來撤回這個《逃犯條例》修訂案，市民的憤怒卻變得更加劇烈。
政治也許是觸發這場運動的主因，但魯莽的激情卻成為燃料，在這座城市的各地爆發。陌生人在街頭發生爭執：有一名男子因為批評示威者的言行，而被淋油點火；一名憤怒的出租車司機開車衝進一群抗議者；一個大學生摔死，無人能解釋原因；在街頭衝突中 ，當時站在馬路中間的年邁清潔工，被空中飛來的磚塊擊中而喪命。
香港是我的家，報導這一切並不容易。這個城市一直以穩定繁華著稱，但在這半年間恍惚變成超現實的「反烏托邦」——市民擔心中國的統治，但也擔心暴力對社會的影響。現在，似乎沒有香港人能睡得好了。
教科書中的政治、經濟、人口統計甚至民主理念、意識形態和身份認同等因素都難以完全解釋香港發生的事。但是，從這些因素中交錯產生的強烈情感，或也能說明這場運動。因為即便政治立場上有所分歧，但情感是這座城市所共享的。透過這些故事幫助我理解當下香港的困境。
警嫂
「 我為了家庭還在努力維持婚姻，但他已不再對我有吸引力了 。」
菲奧娜（Fiona）17歲的時候在學校認識她的丈夫。談戀愛的時候，她知道自己有一天會嫁給他。現在，30多歲的她，與先生有了兩個孩子，一個完美的家庭。但現在，政治磨損了他們的婚姻。因為她是一名示威者，而先生是一名警察。
Fiona說：「我告訴他，我對他的愛減少了。」
他們婚前約會時不大討論政治，那時也沒有太多政治話題能說。
直到2014年那場佔領運動中，Fiona開始意識到了他們的政治分歧，而那場運動在尋求改變香港的選舉制度。當時，兒子才剛滿月，產後的Fiona到抗議區聲援，但卻因為丈夫對示威者的輕蔑而感到受傷。
儘管如此，當時Fiona相信愛情能彌合任何差異。但今年的這場運動，對她來說已經改變了一切——就像許多香港人認為的那樣，關鍵的轉折發生在7月21日。
7月21日當晚，整個城市爆發了抗議活動。但是當人們在深夜返家時，亂局中出現了另一個不可預測的事件。在新界元朗地區，有一大群穿著白上衣的親政府人士，謠傳與三合會幫派有聯繫，手持棍棒，在地鐵站等待並襲擊痛毆他們認為的示威者。
「我拿著手機從廁所裏衝了出來。我告訴他那些白衣人在元朗攻擊普通市民。他說他知道了，之後走進了臥室。而那天晚上他睡得很安然，我卻在客廳睡不著覺。」
事件發生之後，憤怒席捲了整個城市。第二天早晨，有人指控警察做得不夠，警方則否認了這一指控。後來，元朗事件被外界用來批評港警在場，卻沒有協助民眾的重要證據，警方的否認不足以讓許多人信服。元朗事件後的下一個周末示威，是當時最激烈的暴力事件之一。
Fiona的憤怒，隨著港警手段變得更加強硬而升高。她和丈夫開始因所謂的警察暴行而爭吵。
許多民調結果顯示，即使示威者暴力升級，香港民眾仍堅定地支持示威運動。但示威者也對被視為親政府的公司或餐廳洩恨：地鐵列車操作員目睹車站和售票機遭到破壞，中資銀行的自動取款機被摧毀。11月的香港區議會選舉結果是泛民主派贏得了壓倒性勝利。不過，Fiona的丈夫並未因為示威運動而動搖。
Fiona問：「他為什麼這麼愚蠢？他認為共產黨和送中條例都沒有問題。」自此，兩人的關係開始有了不尊敬。
但丈夫仍深愛著她。她說：「他一直向我發送心形表情符號。我過去也會發同樣的表情符號回復他，但現在我已沒有心思這樣做。他一直要我回應。」
她說：「我真的很想再次愛他，但我不能。」
但Fiona也承認，「當警員是他的驕傲。這是他的身份認同…」
這也是香港許多警察和政府支持者的認知。對他們而言，香港示威運動開啟之後，最令他們不安的事情之一不僅是警察與抗議者之間的衝突，還包括在街頭爆發的爭鬥。
撐警商人
「我沒想過一張照片會牽連這麼大」
2013年，王莉莉成為寡婦。她的丈夫死於心臟病，留下她與兩名年幼的兒子。三年前，她開了一家小食店，她不想再只依靠社會福利過日子。
王莉莉的小食店生意興隆。客人從香港各地來品嚐她的腸粉、糕點和涼茶 。她一度以為自己也許可以存夠買樓的首付款。但是，在她將一張她參加撐警集會的照片上傳到臉書之後，一切都變了。
王莉莉說她支持香港警員，因為後者負責維護法治和秩序。 「我不後悔上傳照片，因為我只是表達了我的個人看法。」她表示。
但是，反彈馬上就發生了。
年輕人不再來她的小食店，後者甚至開始成為餐廳衛生和安全投訴的目標。王莉莉說，十月份時，來自不同部門的官員幾乎每隔一天都會拜訪她的商店。由於許多投訴，政府單位來調查食物的衛生狀況，餐廳是否遵守消防法規等。
在香港，開始有一些應用程序（APP）創立，這些應用程序將電子地圖上的餐廳行號標識為「藍色」（聲援警察）或「黃色」（支持抗議者）。
在一次訪問中，王莉莉哭了。「我很激動。我支撐著家庭，而且我想要他們生活安穩。但我感覺我被推到懸崖邊一樣。」
她也哀悼舊香港的逝去 ，說：「香港是一個好地方。無論教育水平如何，只要願意工作，你就不會餓死。」
「現在吃東西也要分顏色。」
王莉莉明白香港年輕人感到有必要為自己的未來而奮鬥，但她覺得他們無視行動要付出的代價，也不珍惜香港的繁榮，因為後者是來自前幾代人的努力。
前線警員
「 一名高級警官對我說，我是唯一不蒙面的人…… 我心想他是否在暗示我不合群。 」
成為警察是Derek的童年夢想。「阿Sir」在警察電影中總是看起來很帥氣，而且他真正相信當警察可以幫助別人。
但是現在他想辭職了。
Derek從一開始就知道，服從是警察最珍貴的素質，毫無異議。
數個月來，由於香港示威暴力升級，港警一直戴著臉罩，也不再出示證件行動。警方說這是保護警員的措施，但示威者認為港警正試圖隱藏自己的身份以逃避責任。
Derek說：「當我值班時，我不會遮臉，也會顯示我的警員編號，這是我的堅持。」
但是，當一名高級警官質疑他的動機時，卻對他這位前線警員造成影響。
對於警員來說，情勢確實十分困難。
他們每天至少要工作15個小時。防暴裝備十分沉重，在烈日下跑來跑去很費力。警察和他們的家人被肉搜，公布身份。
許多人認為他們只是做他們的工作。他們成為被仇視的對象，同時也一直被指控製造仇恨。
儘管如此，Derek認為那些被港警被媒體錄下，失控的毆打以及對抗議者開槍的行為並不能有任何藉口的——「前線警員沒有克制，過度使用武力，」他解釋。
然而，他對於被識別為「黃色」感到不自在。
「我不知道自己是藍色還是黃色，我真的很困惑。」
Derek不同意警察內部那種不能被質疑的忠誠，但他認為示威者內部的情況也是一樣。他不接受任何對具有不同政治想法的人，所做的任何攻擊。
他說：「我問我支持抗議者的朋友們會否與這割席，所有人都說不。」
他已不知道他在這個「新香港」該抱有甚麼樣的的立場。
深愛香港的大陸人
「 他說我來香港就該守香港的規矩。又說我該滾回自己的地方去 。」
香港對大陸出生的Benjamin來說，從未被他視為永久居住地。但經過這場抗議之後，在港居住十多年的他終於把自己看作香港人。
6月16日，他一人花了5個小時從維園遊行到金鐘。抗議者說當天有200萬人參加了那場遊行。 Benjamin說：「我為這座城市感到自豪。」
和平示威者的決心使他感動。但是他與被稱為「港漂」的社群在政治立場上有了齟齬。
「港漂」是移居到香港，受過良好教育的中國菁英。每年，港府接受20,000個名這樣的「港漂」，但後者經常被香港人蔑視，認為前者搶了他們的工作。Benjamin說：「我可以說，100個的港漂就有99個人認為他們的中國身份是不可磨滅的」。而且，「港漂」認為，香港人有自己獨特的身份認同是不可接受的。
在香港，許多內地人都覺得這段時間充滿各種不確定：他們覺得自己貢獻了這座城市，但卻被抗議者懷疑自己是被洗腦的個體。許多人不禁懷疑這場運動是否被香港人的排外心理所影響，而Benjamin只是香港錯縱複雜的身份認同的其中一例。
大學畢業後，Benjamin決定離開中國大陸。因為從很小的時候起，他就很珍視個人自由，對中國的專制政府有天生的懷疑。
他甚至與一位朋友斷絶關係，因為後者向內地公安舉報了一名同情示威者的記者。但是由於背景和語言差異，Benjamin與香港人也難以建立深厚友誼。他說：「我們可以一起吃飯......但是我們不能變成好友。」
今年8月與一名抗議者同時也是優步（Uber）司機的相遇讓他永遠銘記在心。
Benjamin回憶說，與司機在接送地點有了小小爭執之後，「他說，我聽你口音，你不是香港人。」
之後，他和兩個朋友被扔下了車。他的其他朋友卻逮住這個機會調侃Benjamin。「他們說：你不是站在他們那邊嗎？哦，原來你不是自己人呀？」
香港與內地都排擠了Benjamin。現在，他正準備離開香港和中國，但他說香港這城市永遠對他意義非凡。
女勇武者
「 很多人總是說站在前線的人非常勇敢，但這不是真的。我們並不勇敢，我們很害怕 。」
在過去的六個月中，二十多歲的抗議者Celine幾乎參加了每一次遊行或集會，並開始艱苦的戰鬥。
「每次我都很害怕。但是下次我還是會做同樣的事情。」Celine說她在最前線的恐懼，與如果缺乏行動，導致香港未來沈淪的恐怖比較起來，只是相形見絀。
她害怕中國在香港政治中的影響力：5名出版售賣有關中國領導人八卦書本的書商被中國扣留；中國對香港的基本法釋法，令一些民主派的民選議員被取消任職資格。Celine問自己：如果中國現在可以這樣做，那麼當2047年來到，也就是《基本法》失效之時，又會發生什麼？
這是與Celine與她的同代人共同有的恐懼。2047年她將五十多歲，她的同代人將為人父母，而他們的孩子會面臨什麼局面？
一開始，她只會用磚塊設置路障。不久，當她投擲汽油彈時，她的手不再顫抖。
一個月接著一個月，疲憊不堪的身體迎接衝突不斷升級的示威，Celine目睹自己變得更加堅定，但恐懼感也一起升高。衝突帶來了刺激，但在那場香港理工大學的圍困中，一切都改變了。
那是在封鎖的校園裏警察和抗議者進行為期三天的對峙之地。在一次雙方數小時的激烈爭鬥中，大火、汽油彈、磚頭、甚至弓箭都朝向港警。警方用橡皮子彈、水炮和催淚彈猛烈回擊抗議者，煙霧彌漫使得眾人看不清楚裏頭的情況。
Celine說：「當時我以為我可能會死在裏面。」
「我看到了一灘血。許多人的頭在流血，他們在哭…...」她補充。
她最終設法逃脫而沒有被捕。現在，每當她在乘坐公共汽車途中經過大學時，她都無法控制自己而哭泣，難以呼吸。
許多年輕的抗議者承認，他們的行動能夠提升公眾關注度，但同時可能會導致更嚴厲的鎮壓; 他們明白風險，但他們也在權衡兩者。
不過，對於其他人，尤其是那些反對示威活動的人，還有另一種更為根深蒂固的恐懼。他們說，香港這個由他們建立的安全且繁榮的社會正在消失。儘管保持沉默並不理想 ，但他們憂心香港的淪落，不可避免地是從內部自我毀滅，而不是來自外部的攻擊。
香港的下一步？
半年來，大大小小的抗議活動對於鞏固香港各地成千上萬示威者的身份至為關鍵。他們不再依循香港資本主義的夢想—也就是拼命賺錢，對政治完全冷漠。在短短20多年的時間裏，對過去「香港神話」的叛逆，已成為發展最快的香港集體認同之一。
當然，並非所有人與示威者想法一樣。
小食店老王莉莉說：「中國建設很好」； 「香港年輕人不認識自己的身份和根。」
她是那些感受到中國的影響，並感到安心的人之一。儘管受到許多支持示威群眾的威脅或批判，他們仍享受表達他們的感受。
不過，沒有人能告訴我們香港前路如何。無論立場如何，每人都會全力以赴，為這座城市爭取他們認為最好的未來。
（除王莉莉外其餘受訪者皆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