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北京宣佈「葉九條」，對台統戰攻勢猛烈。蔣經國批准成立「劉少康辦公室」，由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王昇主持，協調政府各部門反共和反黨外的活動。這個辦公室名義上是臨時編制，權力卻漫無節制，一時風聲鶴唳，受害人遍及知識分子、記者、作家和黨外人士。
1981年我應邀囘台參加「國家建設研討會」。當局每年暑假邀請海内外人士建言，讓臺北報界享受兩周的「言論假期」。《中國時報》記者來國賓飯店，要我下去張忠棟教授的房間聊聊。我抱怨《香港時報》是辦給在臺北坐冷氣間的官看的，在中環根本買不到。次日， 該報總經理聲稱，就是太暢銷了才買不到。
接著開會，由新聞局長宋楚瑜主持，我問他爲什麽三家電視臺都由政戰將官當家。他默然。第二天上午十時許，王昇將軍蒞臨會場，跟文工會主任周應龍指定要見我，我推託不得，只好打哈哈：「王主任，我當預備軍官時看過您，您現在氣色還是一樣好。」他摸摸頭說頭髮都沒有了，此事這樣表過，彼此心照不宣。
繼續開會，吃中飯。我迅速離開飯廳，正和學生寒暄，遠處傳來聲音，王主任召見。什麽事？原來我幾天前偶然和某老師提起，《九十年代》李怡想來臺灣卻未獲准，這位老師爲了醜表功，竟在飯桌上報告「化公」（王昇字化行），他的學生是李怡的「莫逆之交」，可以「爭取」李怡過來。我知道這次不會善了，臨時拉了王昇下面的「疾風集團」成員一起覲見。
王昇的臉色很難看，問我和李怡的關係，我說不認得，也沒有接觸。王轉向「疾風人」，要他告訴李怡，如果李改弦更張，臺灣願意既往不咎，並以「反共義士」待之。我不知死活，插問何必如此疾言厲色。這下王昇動怒了：「李怡以爲可以罵東罵西，我們手段多得很！」出得門來，「疾風人」提醒我《九十年代》剛登出江南的文章，笑駡「王昇」不可以自己想「昇王」。（1983年蔣經國從糖尿病退隱中復出，聽説讀了此文決定關閉少康辦公室，王昇外派巴拉圭當大使。）可怕的暑假，恐怖的經驗，陳文成兩周前剛剛被警總意外打死。
陳水扁當總統迫不及待見王昇，令人打寒顫
和王昇將軍見完面，當晚有一位風度翩翩的教授來找我聊天，問我對時局的看法，我坦言對當局壓制新聞自由不滿。他看來頗誠懇，但只聼不說，後來我才知道他是「劉少康辦公室」的核心。接著，兩位新聞界老同事來旅館「敍舊」，我毫無警覺，只覺得他們盛意拳拳，事後才聽説他們是「劉少康辦公室」的外圍分子。其中有一位後來投靠陳水扁，成爲國策顧問。
解嚴以後《新新聞》刊登揭祕文章，王將軍辯解劉少康辦公室只是聯絡機構，他個人沒有什麽權力。但王將軍接見我們時，曾交代「疾風人」執行任務時若有任何進展，可以隨時報告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蔣彥士和文工會主任周應龍，儼然是他們的「太上皇」。
陳文成枉死，國家建設研討會開得烏雲密布。陳是我在美國求學時的同學，他學統計，留在美國任教。他是一隻「出頭鳥」，曾牽頭匯集臺美社區的捐款，交給施明德幫黨外競選。囘台探親，奉命進去警總召談，再出來時已經暴死台大校園。黨外在獲得政權以前隨時拿陳文成作文章，民進黨執政八年，卻沒有查破這件冤案。2000年陳水扁上臺，反而迫不及待跑去拜見王昇，我心裏連打了十個寒顫。
國建會是攀緣附會的好場所，攀對人就鯉魚跳龍門。一位紅衣奇女子當著警總司令詢問，陳文成案尚未判決，警總發言人徐梅麟憑什麽宣佈他「畏罪自殺」？大哉問，全場對她既側目又佩服。豈料她提議敦請王昇蒞會指導，接著又拜他為契爺？到底是個識時務的人，她後來投靠連戰，當個不大不小的官，現在滯留美國，被臺灣以經濟貪污犯通緝在案。
我涉世淺，只在學院打轉，不知政治暗流險惡，和王將軍「擦身而過」的確是震撼教育。1981年暑假肅殺陰森，我突然有點怕。一位新聞界長輩愛護我，他是政戰學校出身的，每個月和「王老校長」聚會。他說，下次聚會他會提我的名字，看王將軍有何反應，如果沒有反應就算了，如果有惡感就幫我解釋一二。後來峰廻路轉，王將軍失勢，這件事不了了之。
隨著王昇被放逐，臺灣的政治環境急轉直下。要是我早點知道1985年警總辦陳案時盯上我，次年還敢回中央研究院客座嗎？既然回來了，整個局勢彷彿沸騰的火鍋，身處其中，不能無感 。踫到台大學生報有文章未送審，被勒令停刊一年，我借《自立晚報》一角，略述明尼蘇達大學學生報控告校方箝制新聞自由，大學當局輸掉官司同意賠美金一百萬給校報，成立「新聞自由基金會」。
翌日，我剛踏進辦公室，就接到軍方《青年日報》記者來的電話。他說雖然素昧平生，他卻認識我：「李老師，我們的報紙在罵你，你不要看，看了會生氣，我們自己都不看。」說完掛掉電話。我至今仍感念這位不知名的善心人。到底罵我什麽？原來不止《青年日報》，還有《臺灣日報》，兩報都在罵我煽動學潮。約摸半小時後，張忠棟教授出現，安慰我：「他們在罵你，別在乎，我們都挨過駡。」我知道臺灣有希望了。
咦，《青年日報》不是上周才電邀我去圍剿楊國樞教授嗎？楊教授在《自立晚報》批評「幫閒文人」，惹得軍方發動圍剿機器。我當然不會去湊熱鬧，更不會去「幫閒」。恰好張繼高要我為《民生報》言論版撰稿，我寫了《帽子店的生意愈來愈難做》試探水溫，好像沒有事。這時「以軍干民」的總政戰部頭子已換成許歷農，李登輝當政時他是「非主流派」，政黨輪替以後他似乎熱衷於跑北京。
1987年宣佈解除戒嚴。記得年輕時上採訪寫作課，老師問假如國軍明天收復福建，導言怎麽寫？我們琢磨半天，他亮出標準答案：「天亮了！」我對解嚴的感覺正是：「天亮了！」
1992年再囘中研院客座，我訪問過黨外雜誌各派主編，還有新聞局、文工會一些「白手套」。我致電警總這個「黑手套」，謂我對警總的印象都來自黨外，希望直接聽到他們口中的話。警總即將裁撤，正努力湮沒檔案證據。接電話那頭的人約我在福華飯店大廳見面，塞給我一包警總歷年來查禁書刊的統計，然後一溜煙失蹤。我抱住資料到影印店，徹夜難眠。這些年我在太平洋兩岸遷徙，資料還躺在美國朋友的車庫裏。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聘任的教育部「玉山學者」。美國密西根大學博士，曾任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教授，中央研究院客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香港城市大學講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