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這世上沒有殺戮，只有愛與和平」司法院刑事廳廳長對著台下座無虛席的觀眾說道，那晚是金馬影展上紀錄片《我的兒子是死刑犯》的映後座談。
2019年金馬影展首次合作司法影展，共播出7部影片，其中唯一台灣影片，便是由導演李家驊執導的紀錄片《我的兒子是死刑犯》，在台北的兩個場次，都是滿座。
《我的兒子是死刑犯》說3位死刑犯的故事，從面臨死刑、等待伏法說到已執行槍決。第1位死刑犯是目前仍在服刑的A，家人每周固定探監兩次；第2位死刑犯陳昱安，因弒父遭判死刑定讞，今年初於台北看守所自縊；最後一位死刑犯則是鄭捷。
死刑必然是一連串悲劇的組合，李家驊卻選擇走近直視，花費6年心力，去說這樣一個一般人寧願選擇忽視的故事⋯
如同片名，這部片的主角其實是死刑犯周遭的家人、辯護律師。李家驊說，這部片只想傳達一件事，我們都是人，死刑犯是人，死刑犯周遭也都是人，李家驊認為標籤之下所形成的一切，過於簡單，希望能先撕掉標籤，再來討論死刑存廢的問題，「你不把他當成人的時候，所有討論都是假的」。
「我要直球對決」
為什麼我們說「主嫌逃死刑」，卻不說「主嫌遭重判20年」？面對媒體報導死刑的方式，雖然能理解，但李家驊仍相當不滿，認為那是一種直覺方式看待事情，包裹在義憤，甚至是譁眾取寵之下的敘事。
鄭捷父母下跪道歉的片段，那即時新聞上，不斷重播的5秒，在李家驊與剪接師討論之後，決定將完整3分鐘都放進片中，堅持多播放的2分55秒，是一種對於主流媒體詮釋死刑的抗議。
而那些在政論節目上，什麼都懂的名嘴，口沫橫飛談著死刑，鉅細靡遺到彷彿參與了整個死刑過程，但當親口問這些名嘴，「他們只回你聽別人說的」，李家驊氣這些影響多數民意的意見領袖，面對一個人的生死，是如此草率。
所以當確定要拍死刑的片子，李家驊就想好，片中每個人都要是接觸過死刑，讓最接近死刑的人來說，死刑到底是什麼。
李家驊也說，每次與人討論死刑存廢問題，總是被一句「你講的那個是冤案啦」擋住，但在冤案之外，選邊之前，李家驊仍想有討論死刑的空間，也因此本片的3個個案，都刻意避開牽涉冤案的死刑犯，「我覺得我要直球對決」，既然想認真談，就明明白白地談，李家驊保持這樣的心態拍《我的兒子是死刑犯》。
李家驊前前後後接觸40至50位受訪者，死刑犯家屬、受害者家屬、律師、也包括政治人物、名嘴，讓這些人卸下心防聊死刑，就只有一招「誠意感動天」，不斷拜訪、不厭地向對方說明採訪動機，不過還是將近一半的受訪者，後來拒絕拍攝。
拉住一條線：哀矜勿喜
拍片拍了20年，雖然拍片就是辛苦，但李家驊坦言，這真的是他拍過最痛苦的一部片，因為苦力活之外，議題之沉重也格外勞心，這部片的剪輯師黃懿齡曾跟他說：「不管片子長成什麼樣子，這個故事永遠是個悲劇。」
李家驊笑說自己是很糟糕的導演，看到能讓人流淚的煽動素材就會眼睛一亮，每次都是剪輯師黃懿齡提醒「哀矜勿喜」，「無論如何我們是在拍與人有關的電影，這些東西放映之後，一定有人會受到影響，很多人都還活著，放這些東西，對他們來說公平嗎？」李家驊轉述剪輯師的話。金馬影展首映之後，某位影評人跑到李家驊面前，稱讚這部片比起他以往作品節制。
拍攝過程始終有一條必須拉住的線，也許就是拍攝這部片最痛苦的地方，採訪過程中，李家驊重複說道，想拍快樂的片，更脫口而出「我想拍神力女超人！」
雖然不愉快，但李家驊仍然沒有逃開，「一直覺得不夠，覺得東西還沒講完」，原本預計2017年完成，因為還有想拍但沒拍到的內容，所以一路拍到了今年，目前仍在後製剪輯，也邊等還有想拍攝的對象的回應。至於金馬影展，並不是什麼隆重初登場的設定，純粹是個插曲。
在金馬影展上，李家驊說，當初是想拍攝影像版《殺戮的艱難》（註），但採訪時卻又笑著說自己做不到，雖然是站在廢死立場，但他只有希望，觀眾看完《我的兒子是死刑犯》，在支持和反對死刑之前，能再多想一下，「這大概也是我的能力極限」。
（註：《殺戮的艱難》一書由作家張娟芬所寫，探討死刑存廢，2010年出版。）
「什麼是殺對人？」
李家驊投入司法議題已超過10個年頭，啟蒙是跟著導演蔡崇隆拍攝冤案紀錄片《島國殺人紀事》，在那之前，他是支持死刑的，「當初就是不懂啊」，李家驊表示，是2008年擔任《島國殺人紀事》副導，接觸到冤案議題，在驚訝「台灣怎麼有這樣的事情」之餘，才開始找資料做功課。
當初是關心冤案，但過程中免不了碰觸死刑，「其實開始做功課，（支持死刑）這件事就動搖了」李家驊說。
李家驊不認為自己是換邊站，而是修正看法，開始思考原則性問題。剛開始，是意識到誤判死刑會「殺錯人」，再進一步疑惑，那什麼是殺對人？
「其實根本沒有殺對人這件事。」李家驊說，死刑應就國家與人民的關係探討，國家理應是為人民服務，國家機器並沒有比較優秀，「當允許國家殺人的時候，你要去想把權力交給誰？」，基於對於制度的不信任，李家驊無法支持死刑。
支持死刑，肯定對死刑有某種想像，可能是給受害者公道、遏止犯罪、也比較不浪費公帑，「但這些想像到底都是站不住腳的」，李家驊解釋，犯錯的人應該受到懲罰，但死刑是不適合的，與其問殺人要不要判死刑，更應該討論的是「殺人應該受到什麼懲罰」。
早記不起來，當初哪個時間點決心要拍死刑紀錄片，反而是一股感覺隱隱在心中，「糟糕，這個東西好像要討論」，便一路推著李家驊拍出《我的兒子是死刑犯》。
影展講座最後，李家驊留下一段話作結：「要判斷我們是不是一個文明的國家，不在於我們用什麼態度去面對那些最有錢、受過最好教養、我們最喜歡的人，而是我們用什麼態度去面對最醜、最窮、沒有受過教育、最可惡的人。只有我們平等對待每個生命的狀態，才有資格成為一個進步的、完整的公民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