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著台灣護照，在全世界有一百個以上的國家張開雙臂歡迎我們免簽證進入。這是近幾十年來我們在國際上贏得的友誼與信任。成果得來不易，我們該好好的維護著它，維護我們與其他國家人民間的互信互諒。認識別人的歡樂與傷痛，表達我們的理解與哀悼。只有如此，別人才會同樣的站在我們的立場瞭解及尊重我們。
毫無疑問，聖誕節前台灣一個中學裡集體的變裝秀走到了相反的方向。1939年9月納粹的軍人與坦克以殘暴的方式碾過波蘭的村落與城市，五週後他們與蘇聯把波蘭瓜分了，波蘭人民受到無比的羞辱，幾乎每個家庭都有人失蹤或被槍殺。變裝秀榮耀著納粹軍旗軍服與坦克車，它只會喚醒波蘭人民七十年前的夢魘，只會造成他們的不解，何以一個遠方國度的人要如此再度傷他們的心。
同樣的，歐洲西方的荷蘭至今他們也沒有忘記納粹的暴行。筆者在新近一本得獎的兒童繪本裡讀到，獨居老婆婆向探望她的鄰舍孩童說，很久很久以前，她先生被人帶走就沒有再回來了。大家心照不宣，都知道那個「人」就是指納粹的國家秘密警察蓋世太保。荷蘭語與德語相類似，關係親如堂兄弟，但是眾所周知，荷蘭人不願說德語．至今他們還認為那是納粹的語言，講德語有太多的苦澀感。
盧森堡也是如此，盧森堡語是德語方言的一支，但是盧森堡將法文當做官方語言之一，刻意沖淡德語的地位。他們沒有忘記納粹加諸於他們的傷痛。
台灣榮耀納粹的變裝秀，雖是無心之舉，但是透過國際媒體的報導，一定會讓別人疏離我們，因為它呈現出我們無視他們的傷痛。
以色列駐台代表是對這個件事提出嚴正抗議的唯一外國在台機構。猶太人被納粹史無前例的迫害，使得今天猶太人組織分外積極地注意全球反猶的活動。而納粹的標記就是最尖銳的反猶號誌。
納粹在1935年通過種族法案（全名是德意志血與榮譽保護法）之後，有系統的調查德國有猶太血統的人。從父母都是猶太人的純種猶太人，到四分之一、四分之二的混種猶太人、以及祖輩有一人為混種猶太人的八分之一猶太人等等。全民申報，填寫表格。全國的行政機構從中小學到戶政單位、醫院、警方全部投入這項淨化種族的前置工作。猶太人從法案公布起即刻禁止擔任公職，禁止雇用日耳曼人從事家務，以及必須遵守其它種族相關的禁令。隨著戰爭的展開及激烈化，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益形極端。1942年納粹在柏林的萬湖秘密會議中，通過處理猶太人的「終結方案」。他們決定利用部份集中營，進行系統的屠殺，目的是滅絕全歐洲猶太人。
這段歷史留給猶太人永恆的恐懼與傷痛。它的整個現象、氛圍、影響常被認為遠超過語言能夠表達的極限，所發生的一切，它是如此的超乎人性之外，幾乎無法被理解。它被認為是獨一無二的歷史現象，具有全然無可比擬的獨特性。猶太人的傷痛與他們心目中納粹大屠殺的歷史獨特性緊密結合，成為一體。任何人否定這個歷史獨特性就是敷衍他們所受的創傷。
三十年前這個獨特性曾遭受挑戰，成為當時德國史家論戰中的一個焦點，更引起世界猶太社群的軒然大波。1986年挑戰大屠殺歷史獨特性的是去年剛過世的柏林自由大學教授諾特（Ernst Nolte）。他的論點是：納粹的集中營是仿效史達林的古拉格（Gulag），它不是德國原創。古拉格是蘇聯在1917年共產革命後針對資產階級政敵普遍設置的勞改營。威瑪德國面對國際共產黨在德國的積極活動，以及親身經歷蘇聯的階級屠殺，諾特認為，威瑪德國充滿著對布爾雪維克的恐懼，因此才有納粹的興起，才有反制性的納粹集中營出現。奧斯維茲以屠殺為目的的集中營被諾特放在古拉格的位階上相比較，被視為是古拉格的德國翻版。諾特的比較研究法相對化了納粹大屠殺的原創性與獨特性。在當時冷戰的氛圍中，他的論點甚至將納粹視為反共的先鋒。猶太人無與倫比的傷痛被他相對化了，被他淡化成為古拉格的後續餘痛。猶太人對德國右派代表的言論一直無法諒解。
相對於諾特嚴肅的比較歷史研究，在中學變裝秀事件之後，國內輿論也出現一些政見形態的比較論述。它們將蔣介石與希特勒相比擬，將國民黨與納粹（全名是「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相比擬，將國民黨黨旗與國旗的關係跟納粹旗幟相比擬。甚至有挑釁語法，譬如12月26日的「同樣殺人無數，為何台灣人無法接收希特勒與納粹，卻能忍受蔣介石與國民黨？」這些比擬所訴求的對象，很明顯的都是國內現實政治的議題。筆者認為，這些訴求與其用修辭學上類比的方式提出，不如直接探討問題的本源，就事論事提出分析與批評，如此的訴求將更具有建設性。筆者相信訴求者是在無法說理或不願說理的情況下，才轉入修辭學的類比法。因為透過類比，訴求者可以避開理性論述，直接借用一個普遍而又不明確的意義符號，誘導讀者，達到甚至非理性煽動的目的。
從猶太人的角度而言，國內近日輿論中出現的政見形態的類比是「工具化」猶太人傷痛的歷史。在類比之下，猶太人堅信的歷史獨特性被否定，同時，猶太人的傷痛在那些論述中是被拿來當做表達訴求的工具。對直接或間接經歷大屠殺的猶太人而言，無可言諭的苦痛被工具化，「同樣殺人無數」這樣的比擬，輕易的將納粹嚴肅的現象淡化掉了。變裝秀事件之後出現的類比性的政見言論顯示：跟那些中學生一樣，在面對歷史事件時，論述者缺乏情緒性的同理心。
我們要如何贏得另外一個國家人民的友誼？我們該怎麼做，才能讓別的國家願意來瞭解我們，關心我們的處境，進而張開雙臂歡迎我們？外交的陣線就在我們自己國民的素質上。關心歷史教育的國人，在事件發生後，幾乎一致的指出問題所在：我們的歷史教育是無感的教育。筆者認為，學生追求創意須要鼓勵，但是他們絕對須要在大方向上加以呵護及引導。這個大方向是人性、是鄰人愛、是體諒。歷史教育應該在這些大原則下培養他們的感受能力。這些方向的掌握關係著我們台灣人民的素質。我們外交的陣線不在這些深層而又能夠滋生源源不絕力量的地方嗎？
＊作者為退休教授曾服務政府駐外單位，現旅居盧森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