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家歸不得的原因百百種，來自高雄的B大姐，狀況則是丈夫和孩子拚命找她回家，她卻不敢。林依婷說，B大姐患有憂鬱症多年，總是被婆婆質疑「妳這樣怎麼能持家」，直到B大姐子女結婚生小孩、她都當上阿嬤要幫忙顧孫子了，婆婆還是質疑：「妳這憂鬱症的人怎麼照顧孫子？會不會害孫子得憂鬱症？」
不斷被婆婆嫌棄的B大姐最初是會反抗的，「我有這麼糟嗎？妳為什麼要把我講成這樣子？」但久了後B大姐也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都是我的問題？於是，B大姐跟先生說想離開高雄到台北找朋友、把病養好再回家，但到了台北後那朋友竟沒出現，B大姐也不敢回高雄，就這樣，在台北流浪了。
「先生跟子女其實都知道她在台北流浪，很想要她回家，但她覺得自己沒好，不敢回家……」一個一輩子被嫌做不好的女人，就這樣也開始深信自己什麼都不好，抱著把自己「治好」的盼望在街頭生存，家人再怎麼呼喊也不敢回去。
女性街友重返社會之難：找工作寫履歷要寫「工作經驗」，她們卻是前半生奉獻家庭、根本不知自己專長、還被嫌年紀太大
滿身是傷來到街頭的女性們，後來都怎麼了？林依婷說，最難跨過的一關就是「安全感」──多數女性街友會孤身棲息在車站一角、很少跟人交流、一碰到有大哥要聊天便非常緊張，再加上街頭面臨路人不友善的眼光、被性騷擾甚至差點被性侵的恐懼，光是要讓她們相信人就極為困難，就像林依婷一開始遇到的玫瑰姐，也是熟了以後才願意談自己的過往。
即便女性街友開始願意跟社工談心內話、甚至有動力去找工作了，職場現實又會再一次給她們打擊。林依婷記得曾經有次請兩個大姐去超商買10元履歷表帶她們一起寫，寫個名字、身份證字號可能沒問題，但：「地址呢？總不能寫台北車站東三門，電話沒有、手機也沒家，這些就都空白……」更要命的是工作經歷，她們也寫不出來：「大部份大姐都是家管，可能很年輕就結婚、幫家裡做事情，寫不出工作經歷也不知道自己專長，這履歷交上去很容易被打槍啊！」
後來林依婷想到可以帶大姐去應徵無家者常做的「舉牌」工作，在路邊舉著廣告看板一整天，她以為雇主應該會更友善一點了，沒想到碰上這樣的對話──「幾歲？」「65。」「妳年紀太大了，不行！」「發傳單呢？」「發傳單不行，年紀太大，不行！」……
「連舉牌都被打槍了，還能找什麼工作？那次經驗讓她們完全受挫、不認為自己有工作能力，她們沒辦法了……」因為無法改變的年紀被否定、被拒絕，大姐們徹底跌落深淵，更相信自己沒有任何存在價值。
平常要洗澡也是一大困難，林依婷說大部份街友會去的地方不出幾個選擇，萬華社福中心、運動中心、公廁，問題是在公廁擦澡容易引人側目，有淋浴間的萬華社福中心離台北車站有段距離，如果沒錢只能走路去、洗完走回車站又滿身大汗、等於白洗，運動中心也是都很遠，甚至還有工作人員的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