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書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至低限度在我本人如此），我尤其討厭外國人寫的有關中國的書。 ——秦仲龢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在香港
這本《紫禁城的黃昏》（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1934）原本就是奇書：作者是清遜帝宣統的洋師傅 Sir Reginold Johnston （1874-1938，中文名字為莊士敦，但與香港的莊士敦道無關，那是另一個莊士敦 Alexander Johnston），書前還有宣統帝寫的御製序文，面子真大。譯者秦仲龢也很奇怪，一開始就先聲明：「我討厭外國人寫的有關中國的書」，又批評此書「第一章到第七章所記多為國人所知之事，平平無奇……現在譯者試從第八章開始翻譯」。也就是說，全書二十五章，譯者大筆一揮先砍掉七章再說。接下來，譯者又一路議論，不時批評作者莊士敦這裡寫錯，那裡不懂，簡直不知道是作者的書還是譯者的書了。此外，譯者還會加上與作者意思相反的小標。例如原著在 “The Dragon Unfledged” 一章中提及溥儀對英文書寫體的興趣：“His proficiency in Chinese calligraphy, however, gave him an interest in penmanship, and he soon wrote English in a good formed hand...” 中文先加了個小標「遜帝『御筆』不敢恭維」，內文則先譯再駁：
遜帝精通書法，因此他對寫字極有興趣，他學習英文不 久，已寫得一手很好的英文書法……（譯註：溥儀的英文字寫得如何，因為我不是英文書法家，未便評論，但莊士敦說他精於中國書法，寫得一手好字云云，簡直是笑掉人家的大牙。 ……我見他遺留在故宮的『御筆』作文稿本，字體極壞。……）
莊士敦原文並無小標，而且對皇帝御筆也甚為恭維；譯者先下了與原作意思相反的小標，又長文駁斥作者此說「簡直笑掉人家的大牙」，大膽程度也真是令人嘆為觀止。雖然原書附的御製序文書法甚好，但譯者也告訴我們那並非溥儀親筆，而是由原本就是書法名家的滿清遺老鄭孝胥代筆。
類似的駁斥處處可見。例如同一節中，莊士敦盛讚溥儀的知識和人品：
他不只對中國一切事情很有熱心去知道，就是世界大勢也很留心。他待人以寬恕，不念舊惡，對貧苦的人很有同情心，又樂於為善，並且也有幽默感。（譯註： 莊士敦這些話，未盡可信。……他的『皇帝脾氣』很壞，動不動就打太監，對中國與世界大勢，一無所知。）
他的師傅個個都是詩人，（譯註：這是不大正確的，舊日的中國讀書人大都會哼兩句詩，尤其是科舉出身的人，他們必定要學做詩以便考試。但這些會做詩的讀書人，並不能說是詩人。 ……）所以他從小受到影響，對詩的知識很是豐富，不久後，他也能做的很純熟了。
對於莊士敦的無知，秦仲龢簡直要跳腳了，所以他不惜以六頁半的篇幅，舉了一大堆例子，說明溥儀和他的夫人們如何文辭不通，極為可笑。例如此首溥儀作的新詩：
燈閃著，風吹著，蟋蟀叫著，我坐在床上看書。月亮出了，風息了，我坐在椅上唱歌。
這也能叫作會作詩嗎？果真只能騙老外了。莊士敦不知是否自知被騙，但他對皇上一片忠心毫無疑問，也難怪皇帝在序言中大讚他「雄文高行，為中國儒者所不及」了。
李敖於一九八八年引進此書在台灣出版，序中說譯者「雖然議論之中，不無黨見；然查證引據，頗具功夫，令人佩服」。
秦仲龢本名高伯雨（1906-1992），廣東人，生於香港，熟悉掌故，為香港著名的文人。另譯有《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一書，雖然也發揮史家本色，加了許多註腳，但並沒有像此書這樣一路譏評作者。秦仲龢譯《紫禁城的黃昏》一書之時，溥儀自傳《我的前半生》（1960）已出版，因此譯者可參考的資源遠勝於作者莊士敦；加上莊士敦畢竟是老外，對於官場文化遠不如秦仲龢熟悉（他父親是舉人），只有一路挨打的份。譯者把作者貶成這樣，也是翻譯史上比較少見的例子。不過，對於外國人寫中國事，中文譯者很想說話的也還有幾位，像是伍蠡甫翻譯賽珍珠的《述福地》（The Good Earth，通常譯為《大地》）。可惜台灣沒有引進過伍蠡甫的譯本，不易見到。
*本文摘錄自《翻譯偵探事務所：偽譯解密！台灣戒嚴時期翻譯怪象大公開》，賴慈芸著，蔚藍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