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跛足的氣候公約，台灣如何自處？
綜上，本次會議的發展或許可以用原地踏步，甚至不進反退來形容。然則，氣候公約就是一個傳統的國際政治舞台，要將197個氣候公約締約方（巴黎協定則為186個）的各自利益置於一爐確實不易，這種遲滯也是常態。台灣因一直未能獲得公平與會的機會，欠缺國家領袖親自與會的感動與承諾，導致國內一方面輕忽氣候公約帶來之挑戰與機會，另一方面，則因必須以非政府組織之活動作為表彰台灣價值的舞台，而陷入國人在理解公約上的斷簡殘篇。以每年氣候公約大會期間的國內反應而言，主要不出對於候變遷極端事件與科學研究的憂心，以及台灣在某個外國NGO氣候政策績效評比的貶抑，而相對於各個國家如何展現其價值、掌握危機、承擔責任、開創機會，則少有涵蓋，甚至對於國家重大開發計畫、援外個案、乃至具優勢之綠色科技本身可以透過加值，用於履行國家減碳承諾之用，並轉換為國際氣候資產或碳資產，來帶動並降低我國低碳經濟與貿易轉型成本、創新永續產業之就業機會，顯然均未有通盤的理解與掌握。檢視我國的氣候政策的發展脈絡，從資源投入與事務規劃來看，能不說就幾乎是以能源政策為主導嗎？這與國際社會的發展係以能源政策來支援氣候政策大異逕庭。
台灣不是也不該是氣候政治舞台上孤獨的旅人
在第23屆大會後，個人嘗指出：「一位法國人(Pierre-Yves Baubry)在他的Twitter上，寫了這麼一段向COP23提問的話，他說: “Could the #Talanoa spirit go as far as inviting #Taiwan to your proceedings? According to @Germanwatch. Taiwan is the 7th country in the world the most at risk …”。是的，或許這個提問道盡了台灣所處國際政經局勢的現實⋯」。實則，一如蔡總統的就職宣誓所強調:「我們也不會在防制全球暖化、氣候變遷的議題上缺席」，一直以來，台灣始終堅定支持聯合國氣候公約之目標，期間歷經1992年的里約宣言、1997年的京都議定書，到2015年的巴黎協定，台灣均相對的透過全國能源會議、立法、行政方案與國際參與，具體對於全球因應氣候變遷挑戰的努力作出貢獻。
如今，巴黎協定成敗似乎已無法寄望於此次25屆的締約方大會了。通過其規則書（Rulebooks）的努力，先是回溯至去年波蘭卡托維茲會議的功虧一簣，之後雖經過今年5月第50屆工作會議、9月聯合國氣候高峰會議的持續努力，以及瑞典少女格蕾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的大聲疾呼，迄今仍是「咫尺之遙」，「難涉如九關」。一如國際網路媒體Climate Home News所言：捍衛氣候之先鋒與落後者間之差距呈現前所未有之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