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土耳其人的反抗力道遠比保加利亞想的複雜。起初在坦克與軍警槍口下，各土耳其村村民不得不配合；時間久了，有的土耳其人便暗中籌組極端武裝組織，於保加利亞各火車站、酒店進行恐怖襲擊，結果反讓民族衝突越演越烈。此外，在保加利亞的土耳其裔知識分子則採非暴力示威路線，方式包括靜坐、絕食、向外界傳遞土耳其人遭受迫害的慘狀等，結果消息一出，1989年的東歐共產陣營便緊張起來，當時的政治氛圍本就相當詭譎，共產勢力朝不保夕，此刻保加利亞民族內亂一出，形同火上澆油，當然令蘇聯高層與其他東歐領導人反感不已，紛紛施壓日夫科夫，其這才被迫出台＂大遠足＂的猛藥。
1989年5月29日，時值復興運動第四年，被施壓多日的日夫科夫終於宣布－＂不願在保加利亞生活的人可搬到土耳其去＂，同時要求土耳其開放邊界，接納難民，結果隨後共有超過36萬名土耳其人倉皇出逃，史稱“大遠足”。上述過程看似是執政者的恩准，但這趟遠足卻非人人心甘情願，例如首波難民多是被強行驅趕出境的土耳其知識分子、地方意見領袖、被關押在貝勒尼勞改營的土耳其人、穆斯林，以及其家眷親族。他們在運輸車隊來臨前，只有不到24小時的時間收拾行李。另外也有些人是在激進土耳其武裝份子恐嚇下，被迫一同搬離保加利亞。
進入土耳其的難民往往先去投靠親戚，但許多人無家可依，只好暫居街頭、旅店與紅十字會難民營，結果土耳其終究不堪人口壓力，在1989年8月21日緊急關閉邊界，強制截斷移民潮。從結果來看，大遠足政策首先導致保加利亞損失數十萬勞動力，從而重挫其生產週期與經濟環境，因邊界關閉而被迫留下的土耳其人則幾乎全被同化；而出逃成功的土耳其人卻多有適應不良的政況，這不僅牽涉文化、風俗的水土不服，也包括從社會主義經濟國家遷徙至市場國家的陌生疏離，結果同年11月共產政府垮台後，又有15萬名土耳其人重返保加利亞，其餘的20幾萬人則決定留在土耳其開始新生。20年後，保加利亞政府這才正式承認，當年的＂大遠足＂政策實為種族清洗，並對受害的土耳其家屬道歉。
保加利亞模式的幸與不幸
受當年同化政策與大遠足影響，如今的保加利亞土耳其人雖幾乎全是穆斯林，卻多過著相對世俗的生活，其中約有41％的人從未去過清真寺，且有高達79.6％的土耳其人表示穆斯林婦女在校園蒙面是“不可接受的”，更有超過一半的人“可接受”婚前同居；在飲食習慣上，約有39.8％保加利亞土耳其穆斯林表示自己＂會吃豬肉＂，坦承＂會喝酒＂的則有43.3％之多；而認為應將伊斯蘭法引入爭端調節機制者，僅有不到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