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稅制在巴爾幹施行之初曾遇強烈抵制，有的父母為留住孩子，不惜痛下重手將其打成殘廢，以躲過政府徵召；但隨著此制發展逐漸完善，加上漸有血稅制出身者躍居軍政高位，巴爾幹的民心終於鬆動起來，例如波士尼亞的基督徒就相對樂見自己的孩子被徵入血稅制，甚至留下賄賂官員的歷史紀錄；阿爾巴尼亞人更因普遍貧窮，故而發展出＂假冒經濟＂，即以阿爾巴尼亞男孩冒充其他不願被徵入血稅制的巴爾幹基督徒之子，以獲取經濟報酬，一來得以改善家中境況，二來提供孩子階級流動的機會。然而由於此制仍具一定的壓迫性，故在今日巴爾幹諸國的歷史書寫中，血稅制多被描繪成帝國剝削的鐵證，保加利亞也不例外，將其定調為＂帝國邪惡奴隸制＂裡的一環。
另外看似寬容的米利特制，也有其壓迫之處。奧斯曼米利特制可說是帝國版的宗教治理主義，約在19世紀才由中央系統性成形，在此之前各區歧異甚大。其依據信仰將非穆斯林劃分為不同的社群，包括：東正教徒（時稱millet-i Rûm，意指羅馬人）、亞美尼亞人（共有使徒、天主教、福音等三個米利特）、亞述人（被基督教所排斥的敘利亞東方教會）、猶太人、羅馬天主教徒等，各社群得以依照本身的宗教法自治，自行徵稅並分配稅款，一旦出現跨米利特的紛爭，則以受害方的法律為依歸。
然而這套制度的不公之處在於，各米利特只要與穆斯林發生衝突，該案件立刻自動適用伊斯蘭法；此外非穆斯林雖得以享有宗教自由，卻得負擔額外的人頭稅（吉茲亞，阿拉伯語：جزية），而17世紀後的帝國稅賦又逐年上漲，逼得大批巴爾幹東正教徒紛紛皈依伊斯蘭，以逃避針對非穆斯林的重額人頭稅，保加利亞人也不例外。上述發展或許有些出乎奧斯曼政府的設想，畢竟巴爾幹是帝國的經濟核心，就財政層面而言，奧斯曼當局反而不希望大批巴爾幹非穆斯林前來入教，以免造成稅務損失，然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似乎是亙古不變的道理。
此外，奧斯曼時期的人口政策也大為改變了保加利亞的人口地景。奧斯曼帝國征服保加利亞後，為徹底殲滅當地反抗勢力，以及建設戰後百廢待舉的村落，採用了移民實邊政策，而移到保加利亞的土耳其人除了開墾民外，還有流放（sürgün）過來的罪犯與叛將，這些土耳其穆斯林成了往後的保加利亞統治集團，並配合帝國中央推行的城鎮建設計劃，遷入了保加利亞的沃野、大城與戰略要津上，原居該處的大批保加利亞人則被迫退至山村與偏遠處。在帝國有意識的人口安置政策下，保加利亞的經濟有所起色，但各大城也日漸伊斯蘭化，加上人頭稅的上升，催生了一批名為波馬克（Pomaks）的族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