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常有此印象，認為國民黨是右派而民進黨是左派，國民黨重商，民進黨反商。這樣的符號深植人心，拚經濟成為國民黨的優勢，追求社會進步成為民進黨的桂冠。何謂右何謂左，以美國的實踐來看，右派的共和黨主張縮減政府規模，以捍衛個人自由，左派的民主黨主張擴大政府支出，以廣布社會福利照顧中下階層。因此，如果換個問法，究竟國民黨和民進黨執政時，誰是大政府誰是小政府，答案應該清楚很多。
蔡英文時代的民進黨政府，看起來採取鮮明的大政府路線，不過，不是用在擴大社福支出，而是直接介入市場。2016年總統大選辯論時，蔡總統（候選人）表示要組國家隊力抗紅色供應鏈；當選後就任前，蔡總統提出要組成六大產業國家隊，分別是半導體、農業、影視、風電、物聯網、及面板。三年半下來，有些產業如面板和半導體，國家隊毫無進展；有些產業如風電和物聯網，各自成立有數十家廠商組成的產業聯盟；在農業領域，則成立臺灣農業國際開發公司。不只如此，蔡政府還不斷擴大公共投資規模，從2017年開始，每年以5%左右以上速度增加，到今年底公共投資可占固定投資19.7%，達到六年來最高水準。
只是，若從宏觀數據檢視，則蔡英文時代的民進黨政府能否稱得上大政府，似乎又值得商榷。從政府支出占GDP比重來看，蔡政府頭三年維持在15.9%到16%之間，比號稱完全自由放任的香港政府還低，更低於南韓（20.4%）和日本(37%)。在四小龍之中，僅高於新加坡（14%）（2018年數據）。相反地，馬英九時代的政府規模反而較大，八年期間除2015年外，每年政府支出都超過蔡政府頭三年。最高為2009年，當年政府支出達GDP的20.6%，此後逐步下降，但到2012年仍維持18.2%。
其次，以公共投資來說，馬政府第一任內，公共投資始終維持在固定投資比重的20%以上，2009年甚至達到30%，較蔡政府到目前為止最高的19.7%仍高出一截。不過，若看公營事業一項，兩位總統的表現則剛好相反。馬政府任內，國營事業占GDP比重最高為2009年，達到3.79%，此後急遽下降，到2011年跌到2.7%後再緩步上升，到2015年再回到3.76%。蔡政府上臺當年即上升到3.92%，2017年跌到3.76%，2018年再跌到3.7%，與馬政府時代的高水平相當。
由數據看馬蔡兩屆政府差異，可以說馬政府較仰賴財政支出，且較蔡政府更重視社會福利。社福支出在整體政府支出占比2008年為15%，2012年上升到20%，增加近5%，此後維持在20%。反觀蔡政府頭三年社福預算增加不超過1%。蔡政府強調公共投資，但仰賴公營事業。若以財政支出來看，蔡政府頭三年的經濟發展支出占比仍低於馬政府的頭三年。目前蔡政府積極推動的風電產業主要通過國營事業轉投資，至於政府對臺商回流案投入的龐大利息補貼，是否呈現於政府財政支出，也值得觀察。
可以想見，兩種路線帶來不同的政治效果。財政支出的效果是一般性的和短期性的，對經濟發展的效果較為間接。但也不容易建立政府和企業間以及執政者和基層支持者間的恩庇─侍從關係，這呈現為馬時代較為疏遠的政商關係，甚至和國民黨地方派系都漸行漸遠，到後期墜入眾叛親離的困局。相對而言，公營事業的投資是特殊性的和長期性的，對經濟發展的效果較為直接，但也會很容建立政府和企業間以及執政者和基層支持者間的恩庇─侍從關係，容易衍生包庇和貪腐，不僅可能導致效率不彰，更可能因為任用私人，造成被排除在分配圈外者的相對剝奪感和忿忿不平，蔡政府面臨的強烈民怨，很多由此而來。
若以西方社會的標準來看，馬時代的國民黨較偏向大政府，但介入市場的程度比較低。蔡時代的民進黨較偏向小政府，但介入市場的程度比較高。馬政府2014年地方選舉大敗後的樹倒猢猻散，是因其財政政策的進步性而受到懲罰，蔡政府2018年地方選舉大敗後的敗而不潰，則受惠於舊式的籠絡性財政政策，讓基本支持群眾相對穩固。更在其後一年極大化財政槓桿，讓經濟成長和民調支持同步上衝。畢竟，臺灣不是西方，我們的右派不是小政府，而是親商和大政府並進，這是後進國家發展主義的遺緒。這也和我們社會體質有關，因為長期的人情往來和資源分配，總是比流動的政策議題更能建立穩定的忠誠，並在選舉時有效動員。在如此的歷史和文化雙重脈絡下，即便臺灣能邁向左右分立的階級政治，其形貌和路徑也必然不同。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本文原刊《奔騰思潮》，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