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李登輝在爭取訪美時，確實沒有預期中國領導人們會作出情緒性的過度反應。他沒有體會到中國領導人習慣寧左勿右的思維因而無法理解臺灣追求國際參與的民意。另外，李登輝游說美國國會壓迫行政當局的做法，使得柯林頓政府的許多官員認為他是個「麻煩製造者」。
中國領導人把李登輝訪美視為嚴重挑戰「一個中國」的原則，中國認為李登輝不能一面推動兩岸談判，一面擴張臺灣的國際活動空間，而兩岸談判只能有一個結果，就是臺灣回歸中國。1995年夏，江澤民本來預期柯林頓會順從中國的要求，不給李簽證，當事情不如他所預期時，他對臺美兩方的行為感到震驚，又在軍方的壓力下，決定採取嚴厲行動，以防堵未來發生類似的脫軌事件。而中共領導人習慣寧左勿右的思維方式，把美臺雙方的行為都看作支持臺獨的陰謀，中國領導人完全不能理解和承認臺灣政治民主化和經濟自由化的成果，不能理解李登輝訪美反映了臺灣追求國際參與的廣大民意。
另一方面，中國雖然在外交上對美國提出強烈抗議，但在軍事上並無挑戰美國的能力，所以只能在臺海進行軍事演習，這叫「打狗給主人看」，又能影響臺灣的選舉，一舉兩得。但是，這種過度反應對臺灣民心造成了適得其反的效果，使臺灣人民對中國的反感大增。而中國一直忽略國會和「臺灣關係法」對美臺關係的影響。中國的行為也使美國對中國能否信守「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政策畫了大問號。
自從美臺斷交以來，美國政府故意對美國會不會協助臺灣抵抗中國武力攻擊的問題保持模糊性。柯林頓沒有忠實執行「臺灣關係法」導致中國誤判美國意圖，因此，中國在1996年3月臺灣大選前，將臺灣海峽飛彈危機升級。根據「臺灣關係法」，對於「任何訴諸武力、或使用其他高壓手段，而危及臺灣人民安全及社會經濟制度的行動」，美國總統應立即通知國會，依照憲法程序採取適當行動。但是，柯林頓沒有向中國充份預警美國武力抵抗中國威脅的決心，而放任中國將臺海危機升級。
根本的問題是，美國自1972年「上海公報」以來的「一個中國」政策是建立在對一個假設的認知上，即「美國認識到，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這個假设在1970年代也許是對的，但到1990年代中，許多臺灣人開始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更不認為臺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中國和美國都不能認知臺灣這一民意改變的趨勢，造成了臺中美對三方關係變化預期的落差。
＊作者為牛津大學國際關係學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