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百年國恥，而是百年維新
秦漢秩序是中國人的集體無意識。兩千年來，中華世界在地裡上隔絕孤立的初始條件，逐漸變成一種持久的心態，甚至是觀念和理想，支持著一個統一的帝國秩序。經由帝國官方壟斷兩千多年的歷史敘事發酵，中華秩序深刻地內化到中國人的腦海裡，成為高度合法的、理想的，乃至唯一的世界秩序觀念。中國歷代史家都不假思索地接受中華秩序，以之作為衡量、評價王朝的好壞、善惡的唯一標尺：武力強、疆域大的王朝就偉大，武力弱、疆域小甚至不得不接受分裂狀態的王朝就卑微。這種評價方式從不考慮民眾實際的生活水準和自由程度。
古代史的敘述如此，近代史的敘述也如此。中國本身在其教科書和民族主義的文宣中，把建造現代世界的一百年稱為「百年國恥」時期。國民黨和共產黨都認為，「反帝」和「報仇雪恥」是中國近代史的主線。中國人不會像日本人那樣，在長崎港口為黑船叩門的美國海軍將領佩里塑像，即便為中國近代化做出重大貢獻的蒲安臣和赫德也被描述成「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國主義者。
而新的觀念秩序，必然帶來新的歷史敘事。王飛凌認為，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並非秦皇漢武或康熙乾隆的浮華盛世，而是「中華秩序」缺失或者弱化的時期，也是中華世界在法理上或者事實上採取「西伐利亞體系」的時期——包括先秦的中華世界（春秋戰國）、宋代的中華世界（宋金遼西夏大理諸國並存）、十九世紀後期以來的中華世界（北洋政府時代）。換言之，分裂帶來自由與活力。
重寫中國史，尤以重寫近代史為重要。王飛凌指出，清末以來，秦漢式政體本身的衰微和王朝輪迴的厄運，都因為進口的共和主義，以及旨在實現法治與民主的種種努力而大大改善。與中國官方歷史敘事所堅持的百年國恥的定論相反，這段時期與中國歷史上其他任何時期相比都毫不遜色，「充滿了令人興奮的戲劇性事件，複雜曲折的歷史情節、各種殷殷期望的啟示、偉大的犧牲與成就、深沉的悲傷、沉重的代價、不幸的失敗、痛苦的失望及最後的悲劇性結局。所有這些，構成一部宏大而震撼人心的史詩」。比如，租界並非中國的莫大的恥辱，「那些外國人統治的土地，基本上成為免護照、簽證的自由港……變成了中華世界裡各種新思想、新治理制度、新試驗、新聞自由和新式教育的堡壘，重塑了整個中華世界的社會政治和文化，就現代化的總體方向而言，它們實際上是促進了中國社會發展和進步的強有力的催化劑。」
歐洲率先實現現代化並生發出自由民主法治的普世價值，中華世界卻長久深陷在黑格爾的「咒語」之中——「中國的歷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做皇帝的這種嚴父的關心以及他的臣民的精神——他們像孩童一般不敢越出家族的倫理原則，也不能夠自行取得獨立的公民的自由——使全體成為一個帝國」。這種「大分流」的根本原因是什麼呢？因為地中海-歐洲世界一直保持著許多主權單位在政治上互相競爭的分立局面，而中華世界則將大一統作為最高價值和信仰。這就是歐亞大陸東西部之間的「第一次大分野」。十六世紀以來，更大的分野出現了，歐洲的基督教世界，不僅各國競爭，而且政教並立，歐洲創造出一個持久而有力的激勵機制，促使各國在政治、戰爭、稅收、產權和技術等各方面的創新、競爭和試驗，從而賦予歐洲主宰世界的地位。只有歐洲人（及其延續的北美人）開始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科學技術與工業革命、地理大發現與擴張、進而實現了社會政治的自由化並且建立英美的全球霸主地位。而關於所謂「中國困惑」的重要答案，就在於經久不衰的中華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