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中華帝國的統治者和臣民都一致被認為自己是唯一的世界帝國，這種中華秩序之下的朝貢體系就將其他國家都視為「藩屬國」，而不是地位平等的「萬國」中的彼此。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階層和普通民眾，仍然如此定義中國在世界中的地位及中國如何處理外交問題。雖然理藩院改成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再改成外務部、外交部，名字換了，其運作的內在邏輯並未變。無論是毛時代的輸出革命，還是習時代的一帶一路、輸出中國模式，都表明中華秩序高於共產主義、也高於經濟利益。秦漢秩序當然與西伐利亞體系不相容：中國以經濟收買的方式糾結五十四個國家，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發表聲明，支持其對維吾爾人的鎮壓，讚揚中國在新疆採取的「反恐和去極端化措施」，設立「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有效保證新疆各族人民的基本人權」。這五十四個國家包括白俄羅斯、俄羅斯、巴基斯坦、埃及、北韓、玻利維亞、剛果、委內瑞拉和塞爾維亞等。與中國一樣，這些國家在人權問題上也經常受到外界批評，他們願意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中華秩序。
帝制時代，朝廷以儒家包裝法家；毛澤東時代，共產黨政權則以馬列主義包裝中華秩序。一九五六年，中共曾經促使蘇聯出兵鎮壓匈牙利的自由化運動，既是毛要跟蘇聯爭奪天下武林盟主的位置，也是毛不允許社會主義陣營的「小兄弟」擁有「退群」的權利。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劉少奇和鄧小平奉命訪問莫斯科，當時蘇共領導人赫魯曉夫主張對匈牙利的納吉政府妥協，和平解決危機。劉則遵毛指示，告訴赫魯曉夫：中共的意見是必須出兵鎮壓匈牙利的「反革命武裝暴亂」。在場的翻譯師哲記得，鄧小平最反對蘇聯撤軍：「不能撤！紅軍這麼大的力量，還對付不了那麼幾個反動派？」第二天，赫魯曉夫接受中共主張，決定出兵。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劉少奇在中央全會上匯報波匈事件，毛回顧鎮反說：「我們殺七十萬人，六億人，千分之一點三，東歐就沒有大張旗鼓殺人。」一九五八年，毛在人大會議上又談中國為何沒有發生匈牙利事件：「秦始皇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知識分子嗎？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一九六三年，中共在攻擊蘇聯的「九評」中，誇耀在匈牙利事件中的主導角色：「蘇共領導在匈牙利反革命勢力佔據了布達佩斯的緊急關頭，曾經一度準備採取投降主義的政策，企圖把社會主義的匈牙利拋棄給反革命……我們堅決主張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粉粹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亂，堅決反對拋棄社會主義的匈牙利。」這就是中共版本的中華朝貢體系，哪像習近平所說的那樣，中國不搞霸權、中國不干涉他國內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