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穩定結構」的秦漢秩序造成帝國停滯
在新疆、西藏和香港的人權災難愈演愈烈之際，在台灣年輕一代「天然獨」不可逆轉之際，在「諸夏意識」呈幾何級速度傳播之際，從上世紀初即被認為理所當然、不容置疑的宏大敘事和身份認同，如中國、中國人、中華民族、華人等，逐漸受到質疑、批判、解構和顛覆。
香港評論人鄭立在《「中國人」不是民族，而是一種宗教》一文中指出：「中華民族或中國人三個字，他的存在目的，就是要找一個合理的解釋，怎樣將前清帝國的疆域，置於一個新政治實體的統治之下。」所以，統治者以「龍門亂搬」的方式，一時說國籍是中國就中國人，一時說用漢字就中國人，一時說黃皮膚黑頭髮黑眼睛，一時說是有「漢族血統」，一時說是自古以來被某些王朝統治過……雖然裡面的東西自相矛盾，卻盡可能吸納所有定義，去擴大統治範圍。如果拗不下去，就唯有說，你不是中國人，這是「中國」的土地，你滾。可見，如果說中華秩序是一種宗教，就是類似於日本奧姆真理教或伊斯蘭國那樣的邪教。
「中國」不是一個好國名，這個說法似乎聳人聽聞，卻是常識。歷史學者王飛凌在《中華秩序：中原、世界帝國，與中國力量的本質》一書中指出：「今天『中國』在中文裡的名字應當改為『秦國』或『秦漢國』。從歷史角度來看，這個國名比較準確，也更好地反映全世界對『中國』的真正稱呼。這個命名，可以消弭『中國』這個名稱中說包含的種族偏見、自大和政治歧義。」用「中華夢」和馬克思主義包裝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本質上仍是「秦漢式政體」，叫「秦漢國」、「秦漢帝國」、「秦漢專制國」才更恰當。
以秦政而論，譚嗣同在《仁學》中說過：「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願也。」我在《「秦制」：中國歷史最大的秘密》一文中分析說：「秦政作為政治傳統，其核心是君權的神聖化；作為文化傳統，它表現為『儒表法裡』的文化結構。此一互相糾葛、互相支撐的政治與文化傳統，建構了兩千多年來中國之社會格局，亦主宰著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對於中共政權來說，秦政比馬列主義重要得多，毛澤東在《讀〈封建論〉呈郭老》一詩中承認，「百代都行秦政法」，共產黨當然不例外。
過去談秦政的人很多，王飛凌在此將漢政與秦政並列，統稱為「秦漢式政體」。秦漢一脈相承，雖然漢初尤其是文景之治時期有過短暫的「黃（黃帝）老（老子）之術」治國，但自從漢武帝採納董仲舒「廢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之後，漢政就完成了與秦政的完美對接，漢政成為秦政的升級版，秦漢模式形成此後兩千年來中華世界一以貫之的「中華秩序」，即學者金觀濤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即提出的中國文化的「超穩定結構」。
那麼，中華秩序的歷史表現究竟如何？王飛凌從政治治理、社會經濟發展、文化科技進步以及人民生活水準各個方面加以評價。他的答案是：對官僚體系和統治精英而言，中華秩序極有吸引力，令他們有如吸食鴉片般上癮；它也建立了一種似乎不可動搖的合法性，在兩千多年裡，它已被世界最大的人群深深內化為某種信條——中華秩序不僅可行，而且優越。
然而，王飛凌指出，中華秩序的記錄十分低劣。人民不僅苦難深重，還周期性地大規模非自然死亡。僅十九世紀的太平天國叛亂，在十年內就消滅了近一億人口，占當時總人口的近四分之一。毛澤東時代的人為大飢荒，四年間造成三千萬至六千萬人的死亡，佔當時總人口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秦漢模式或中華秩序低能的根本原因在於：「它消除了國家內部和外部的政治比較與競爭，從而失去了對一個壟斷性世界帝國的國家權力的內外約束與制衡。它在政治治理和社會經濟領域，乃至人們的觀念中都形成了一個最糟糕的全面壟斷。由此，知識和信息不再增長與共享，人與人之間也缺乏極為重要的信任與協作，長此以往無法避免地出現劣績和停滯。」
中華秩序之下的朝貢體系
在內部政治結構而言，正如王飛凌所說，中華秩序的基礎是一個統一的、儒化法家的秦漢專制政體，即威權主義或極權主義的中國版。在中華秩序下，整個中華文明所及的世界天下一統，嚴格地、通常十分殘酷、但有效地推行一套基本相同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和行為規範。兩千多年裡，無論其種族或文化背景如何，幾乎所有統治者的意識形態都是儒化法家的思想。
在對外而言，中國既是一個國家也是一個世界，即一個世界帝國。中國等同於天下，沒有外交，只有「理藩」。美國學者傅好文（Howard W. French）在《中國擴張：歷史如何形塑中國的強權之路》一書中指出：「在其歷史大部分時間裡，這塊朝代嬗遞統治的土地，也不認為自己是個國家，更不用說它也不會視其鄰邦為國家。不論是就地理形式或就其思想的相關性或適用性而言，它是個帝國，而且大半時間是沒有邊界的帝國——法國人會稱之為影響範圍（rayonnement）。」
在這個十分有彈性的「大中華和平」的根基下，有一個基本的假設前提相當合理地保持一致性：接受我們的至尊地位，我們將賜予以政治正統地位並發展貿易夥伴關係——以現代國際事務語言來說，就是提供某種範圍的公共安全和政治性的國際貿易特權，比如巡守海上公共領域、調停糾紛，准許接受中國近乎普世的以儒家精神為基礎的文化和官僚制度。這就是所謂的朝貢制度。
既然中華帝國的統治者和臣民都一致被認為自己是唯一的世界帝國，這種中華秩序之下的朝貢體系就將其他國家都視為「藩屬國」，而不是地位平等的「萬國」中的彼此。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階層和普通民眾，仍然如此定義中國在世界中的地位及中國如何處理外交問題。雖然理藩院改成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再改成外務部、外交部，名字換了，其運作的內在邏輯並未變。無論是毛時代的輸出革命，還是習時代的一帶一路、輸出中國模式，都表明中華秩序高於共產主義、也高於經濟利益。秦漢秩序當然與西伐利亞體系不相容：中國以經濟收買的方式糾結五十四個國家，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發表聲明，支持其對維吾爾人的鎮壓，讚揚中國在新疆採取的「反恐和去極端化措施」，設立「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有效保證新疆各族人民的基本人權」。這五十四個國家包括白俄羅斯、俄羅斯、巴基斯坦、埃及、北韓、玻利維亞、剛果、委內瑞拉和塞爾維亞等。與中國一樣，這些國家在人權問題上也經常受到外界批評，他們願意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中華秩序。
帝制時代，朝廷以儒家包裝法家；毛澤東時代，共產黨政權則以馬列主義包裝中華秩序。一九五六年，中共曾經促使蘇聯出兵鎮壓匈牙利的自由化運動，既是毛要跟蘇聯爭奪天下武林盟主的位置，也是毛不允許社會主義陣營的「小兄弟」擁有「退群」的權利。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劉少奇和鄧小平奉命訪問莫斯科，當時蘇共領導人赫魯曉夫主張對匈牙利的納吉政府妥協，和平解決危機。劉則遵毛指示，告訴赫魯曉夫：中共的意見是必須出兵鎮壓匈牙利的「反革命武裝暴亂」。在場的翻譯師哲記得，鄧小平最反對蘇聯撤軍：「不能撤！紅軍這麼大的力量，還對付不了那麼幾個反動派？」第二天，赫魯曉夫接受中共主張，決定出兵。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劉少奇在中央全會上匯報波匈事件，毛回顧鎮反說：「我們殺七十萬人，六億人，千分之一點三，東歐就沒有大張旗鼓殺人。」一九五八年，毛在人大會議上又談中國為何沒有發生匈牙利事件：「秦始皇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知識分子嗎？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一九六三年，中共在攻擊蘇聯的「九評」中，誇耀在匈牙利事件中的主導角色：「蘇共領導在匈牙利反革命勢力佔據了布達佩斯的緊急關頭，曾經一度準備採取投降主義的政策，企圖把社會主義的匈牙利拋棄給反革命……我們堅決主張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粉粹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亂，堅決反對拋棄社會主義的匈牙利。」這就是中共版本的中華朝貢體系，哪像習近平所說的那樣，中國不搞霸權、中國不干涉他國內政。
不是百年國恥，而是百年維新
秦漢秩序是中國人的集體無意識。兩千年來，中華世界在地裡上隔絕孤立的初始條件，逐漸變成一種持久的心態，甚至是觀念和理想，支持著一個統一的帝國秩序。經由帝國官方壟斷兩千多年的歷史敘事發酵，中華秩序深刻地內化到中國人的腦海裡，成為高度合法的、理想的，乃至唯一的世界秩序觀念。中國歷代史家都不假思索地接受中華秩序，以之作為衡量、評價王朝的好壞、善惡的唯一標尺：武力強、疆域大的王朝就偉大，武力弱、疆域小甚至不得不接受分裂狀態的王朝就卑微。這種評價方式從不考慮民眾實際的生活水準和自由程度。
古代史的敘述如此，近代史的敘述也如此。中國本身在其教科書和民族主義的文宣中，把建造現代世界的一百年稱為「百年國恥」時期。國民黨和共產黨都認為，「反帝」和「報仇雪恥」是中國近代史的主線。中國人不會像日本人那樣，在長崎港口為黑船叩門的美國海軍將領佩里塑像，即便為中國近代化做出重大貢獻的蒲安臣和赫德也被描述成「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國主義者。
而新的觀念秩序，必然帶來新的歷史敘事。王飛凌認為，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並非秦皇漢武或康熙乾隆的浮華盛世，而是「中華秩序」缺失或者弱化的時期，也是中華世界在法理上或者事實上採取「西伐利亞體系」的時期——包括先秦的中華世界（春秋戰國）、宋代的中華世界（宋金遼西夏大理諸國並存）、十九世紀後期以來的中華世界（北洋政府時代）。換言之，分裂帶來自由與活力。
重寫中國史，尤以重寫近代史為重要。王飛凌指出，清末以來，秦漢式政體本身的衰微和王朝輪迴的厄運，都因為進口的共和主義，以及旨在實現法治與民主的種種努力而大大改善。與中國官方歷史敘事所堅持的百年國恥的定論相反，這段時期與中國歷史上其他任何時期相比都毫不遜色，「充滿了令人興奮的戲劇性事件，複雜曲折的歷史情節、各種殷殷期望的啟示、偉大的犧牲與成就、深沉的悲傷、沉重的代價、不幸的失敗、痛苦的失望及最後的悲劇性結局。所有這些，構成一部宏大而震撼人心的史詩」。比如，租界並非中國的莫大的恥辱，「那些外國人統治的土地，基本上成為免護照、簽證的自由港……變成了中華世界裡各種新思想、新治理制度、新試驗、新聞自由和新式教育的堡壘，重塑了整個中華世界的社會政治和文化，就現代化的總體方向而言，它們實際上是促進了中國社會發展和進步的強有力的催化劑。」
歐洲率先實現現代化並生發出自由民主法治的普世價值，中華世界卻長久深陷在黑格爾的「咒語」之中——「中國的歷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做皇帝的這種嚴父的關心以及他的臣民的精神——他們像孩童一般不敢越出家族的倫理原則，也不能夠自行取得獨立的公民的自由——使全體成為一個帝國」。這種「大分流」的根本原因是什麼呢？因為地中海-歐洲世界一直保持著許多主權單位在政治上互相競爭的分立局面，而中華世界則將大一統作為最高價值和信仰。這就是歐亞大陸東西部之間的「第一次大分野」。十六世紀以來，更大的分野出現了，歐洲的基督教世界，不僅各國競爭，而且政教並立，歐洲創造出一個持久而有力的激勵機制，促使各國在政治、戰爭、稅收、產權和技術等各方面的創新、競爭和試驗，從而賦予歐洲主宰世界的地位。只有歐洲人（及其延續的北美人）開始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科學技術與工業革命、地理大發現與擴張、進而實現了社會政治的自由化並且建立英美的全球霸主地位。而關於所謂「中國困惑」的重要答案，就在於經久不衰的中華秩序。
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大躍退」
王飛凌的近代史和民國史敘述，清晰的分割了一九二七年前後的「兩個民國」，這也是我在《一九二七：民國之死》和《一九二七：共和崩潰》中反復強調的觀點。這種觀點在華人世界仍然是「知音少、弦斷有誰聽」。主流的聲音，除了國民黨和共產黨堅持的妖魔化北洋之外，還有不少所謂的民間反共自由派文人覺青，一頭栽進一九二七年之後國民黨的南京政府，將對毛澤東和國民黨的愛戴轉移到蔣介石和國民黨身上，真是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王飛凌既否定國民黨，也否定國民黨，這兩個黨都是學習蘇俄的列寧式政黨，也都是秦漢秩序的繼承者，他寫道：「北洋時代之後的國共兩黨主政中國，令中華世界再次淪落為專制秦漢政體。一九四九年，中共革命的所謂偉大勝利，很快就被證明是一個史詩級的歷史大躍退。」
由毛澤東的「大躍進」改寫的「大躍退」這個詞，是對中共七十年暴政的最佳概括。中共的邪惡，不單單是手段或方法上的錯誤，更是觀念秩序上的歧途。王飛凌指出，中共拒絕引進與模仿英國、美國，甚至是法國，德國或日本——這些國家代表了西方國家的主流社會政治制度，而是從莫斯科拿來共產主義旗號，試圖用一種激進的西方極端主義意識形態和政治實踐——即史達林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制度結構和文化層面全面地改造中國，由此釀成了滔天大禍。
一九八九年之後，中國人對共產主義興趣缺缺，對帝國復興則如同打了雞血般興奮，熱愛秦漢秩序的遠比熱愛共產主義的多。最近三十年，共產黨悄然拋棄馬列主義，赤裸裸地打出「秦漢黨」的招牌——「秦漢國」當然不能沒有「秦漢黨」，中共的核心意識形態成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中國夢」。美國之音的一篇題為《台灣大選在即陸客陸生感觸良多》的報道，再度驗證了中華秩序在中國人心中是何等根深蒂固、難以化開。儘管大部分陸客與陸生認同台灣民主自由的進步和民風民俗的良善淳樸，但他們仍竭力為中國辯護，並且看不起台灣的「小」和炫耀中國的「大」。比如，一名來自中國北方、正在台灣南部一所大學攻讀學位的研究生說：「我覺得大陸也很民主也很自由，只不過程度不如台灣這麼高而已。如果大陸像他們想像的那樣不自由不民主，那怎麼會有這麼多的年輕人可以出國，怎麼大家都能過上富足的生活？」他無法解釋，既然中國有民主自由，他的父母和國臺辦為什麼告誡他不要討論政治問題？來自北京的丁先生說：「雖然我對台灣民眾印象特好，可那地方也就兩個北京那麼大，能有什麼呀？中國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江河湖海高山大川，我想上哪兒看就上哪兒看。」他大概不知道，台灣人的護照不用簽證就到世界上大部分國家旅行，台灣人才是「想上哪兒看就上哪兒看」。中國確實很大，能滿足統治者和民眾的虛榮心，但再大也只是一個「動物莊園」。中華秩序是自願為奴者的精神鴉片，如王飛凌所說：「中華秩序在中國人心靈裡創造出另一種扭曲的雙重性，中國人變成一種羨慕暴君心理與奴隸宿命論的複合體，並在文化上內化，在道德上合理化對權力與暴力的實用主義崇拜。」
至今，中國仍然無意回轉到人類普世價值的正途上，繼續在「大躍退」之路上奪命狂奔。日前，成立於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入選國家一級圖書館的甘肅省鎮原縣圖書館發出通告，對館內所謂非法出版物、宗教類出版物，尤其是「含有傾向性」的圖書資料進行清查和銷毀。通告中的照片顯示，圖書館的兩名工作人員在圖書館門口對下架的書籍撕碎後進行焚燒。中國焚書規模暫時無法跟納粹的焚書運動相比，但「微風起於青萍之末」，全國性的「焚書坑儒」的那一天也不遠了。
＊作者為旅美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