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沙烏地也善於利用美國的遊說政治（Lobbying）來經營自己的形象，並獲取政策利益。例如偉達公共關係顧問公司（Hill+Knowlton Strategies）自1982年起便受僱為沙烏地遊說，911後沙烏地又僱了Qorvis、BGR集團、波德斯塔集團（Podesta Group）等公關公司；甚至連智庫也牽涉其中，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中東政策委員會（MEPC）等皆收過沙烏地政府的捐款。種種經營，想必沙烏地十分明白，要維繫美沙關係，經濟與安全等結構性條件固然重要，但若能直接在上游處讓美國政府官員相信親沙政策的必要性，便多一層保障。
屢被忽視的根本問題
此次犯案的沙烏地軍官之所以能赴美受訓，憑藉的是1951年《共同防禦援助協定》和1977年《美國軍事訓練團（USMTM）協定》所建立的軍事合作框架，可說是「美沙聯姻」的見證。此案最後或許將以個人行為結案，然而美國政府與民眾可能也心知肚明，倘若今日兇手是其他國籍的阿拉伯人，例如伊拉克或敘利亞，其所獲得的媒體待遇絕對遠低於沙姆拉尼，即便沒有任何證據，光阿拉伯人這個身分，便極有可能使其在第一時間被報導成恐怖分子。沙烏地儘管國際形象不佳，卻屢有美國力挺，美國民眾雖常以「被和諧的911事件」譏諷兩國狼狽為奸，卻難以撼動美國的對沙政策。
但美沙雖長期結盟，卻極度倚仗結構性的共同利益，除了石油經濟外，還有對死敵的共抗意識，這對象過去是蘇聯，現則是恐怖主義與伊朗。然而兩者交好將對彼此構成一定程度的焦慮，首先沙烏地因在國力上不如美國，故不得不考慮「被拋棄」的境況，過去在冷戰期間沙烏地也曾暗自向蘇聯遞出橄欖枝，只是雙方最後仍因阿富汗而交惡；此外美國在中東樹敵不少，尤其是對以色列的無條件支持，觸怒了不少阿拉伯國家，與美交好的沙烏地因此必須承受盟友的外交成本，竭力標舉自己的兩聖地監護人、阿拉伯國家身分，並小心維繫與其他阿拉伯國家的關係，以免被扣「阿奸」的帽子。
無獨有偶，美沙結盟下，美國也有要付的代價與成本。沙烏地不僅政治制度、統治理念與美國大相逕庭，其國際形象、人權紀錄也不怎麼體面；而美國平日干涉他國內政時，總是人權、自由主義話語喊地喧闐如雷，面對沙烏地卻原則盡失，記者哈紹吉案便是最好的例子。倘若沙烏地瘋狂出包，美國又硬要護航，那麼其威信注定只會一再失血，這便是焦慮之所在。在現行結構下，美沙結盟仍會固若金湯，但只要利益結構有所變化，友誼小船說翻就翻，也不過是早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