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6日，美國佛羅里達州的彭薩科拉海軍航空站（Naval Air Station Pensacola）發生槍擊事件，造成3人死亡、8人受傷，兇手據查是沙烏地阿拉伯的空軍少尉穆罕默德·賽義德·沙姆拉尼（Mohammed Saeed Alshamrani），其以學員身分在美接受飛行訓練，於案發不久後被前來支援的警方擊斃。
此番事件在美引發軒然大波，首先是總統特朗普發了條推特：「沙烏地國王薩勒曼（Salman bin Abdulaziz Al Saud）已致電給我表示哀悼，……國王說，兇手的野蠻行徑讓沙烏地民眾非常憤怒，這個人無論如何，都不代表熱愛美國民眾的沙烏地民眾的感情。」但美國民眾卻不領情，紛紛抨擊特朗普「收了沙烏地的錢」、「原來你們感情這麼好，難怪哈紹吉（khashoggi）案會無疾而終」。
此外專門監控白人至上主義、聖戰活動資訊的賽德情報集團（SITE Intelligence Group）獨家披露，有位名叫穆罕默德·沙姆拉尼（Mohammed al-Shamrani）的推特用戶曾在案發前發布以下訊息：
「我反對邪惡，美國整體已經成了個邪惡國家。」（I'm against evil, and America as a whole has turned into a nation of evil.）
「我不因你是美國人而反對你，我不因你的自由而憎恨你，我之所以恨你，是因為你天天支持、資助並犯下既危害穆斯林又危害人類的罪行。「（I'm not against you for just being American, I don't hate you because your freedoms, I hate you because every day you supporting, funding and committing crimes not only against Muslims but also humanity）
由於此帳號名字吻合，發文日期又與犯案時間相近，故被懷疑就是兇手本人，而這些推文則相當於「犯案宣言」；且事發當下曾有六名沙烏地人在基地附近徘徊，目前皆已遭拘留調查，其中三人還被控手持儀器攝錄整起槍擊過程，種種臆測與證據漸將此案由「個人失控」導向「恐怖攻擊」，甚至有人稱其為「迷你版911」。綜觀歷史，美沙關係有過幾次低盪期，此次事件雖未必會惡化交情，卻必將帶來陣痛，但在美沙一貫的默契運作下，想必很快又是一片雲淡風輕。
始於石油與安全的「美沙聯姻」
美沙之間就像各取所需的聯姻關係，從石油、冷戰到維持中東政治現狀，即便兩國本質分歧甚深，一方是極度保守的伊斯蘭絕對君主專制國，一方則是相對世俗的立憲共和國，卻常能在各種議題上建立合作關係，就算偶有齟齬，雙方領導人也總能相互協調，默契十足。
在美沙聯姻中，石油絕對是不可或缺的當事人。1933年美沙建交時，沙烏地便授予美國標準石油公司（Standard Oil）特許權，開始了沙東阿哈薩綠洲（al-Ahsa Oasis）的石油探勘工程。1938年，美沙合資企業加利福尼亞-阿拉伯標準石油公司（CASOC，沙烏地阿美石油公司ARAMCO的前身）終於不負眾望，成功在達曼探勘出石油，儘管初始產量低迷－1941年至1945年間只出產4250萬億桶，少於同期美國總產量的1%，但美國政府已預見石油在戰後的經濟角色，故不僅沒有抽身，反更加大投資份額。
往後二十年，美沙在石油經濟方面的合作日漸緊密，雙方由此進入一段棉裡藏針的蜜月期，看似雙贏，卻也偶有齟齬，但總能化險為夷。1950年，ARAMCO和沙烏地商定了50/50的石油利益分配比，但沙烏地真正心之所向，是完全將ARAMCO國有化；1973年受贖罪日戰爭影響，包含沙烏地在內的OPEC於10月宣布石油禁運，以迫使西方國家撤回對以色列的支持，制裁對象起初只有加拿大、日本、荷蘭、英國和美國，後來又擴展到了葡萄牙、羅得西亞（今日的辛巴威）與南非，最後導致全球油價飆漲近400％，但對美國來說，國際關係方面的衝擊遠比經濟更令人頭痛。
首先是英國為首的西歐國家們帶頭軟化，出台更多親阿拉伯的政策，例如英國便拒絕出借空軍基地供美軍使用，塞浦路斯則停止向以色列空運補給品。遠在東亞的日本也無法置身事外，沙烏地與科威特於1973年11月7日宣布日本為「不友好」國家後，11月22日日本便發表聲明，宣稱「以色列應撤出1967年後佔領的所有領土，允許巴勒斯坦自決，如果以色列拒絕接受，日本將重新考慮對以色列的政策。」石油禁運將看似固若金湯的北約陣營敲成一盤散沙，畢竟當年美國僅從中東進口12％的石油，但中東石油卻佔歐洲石油進口的80％，日本則超過90％以上。
而美國為穩住自己的冷戰戰略，唯有苦思解決之道，首先根據2004年後解密的檔案顯示，1973年石油危機發生時，美國曾考慮直接出兵佔領沙烏地、科威特甚至阿聯酋等國的油田，用武力弭平中東諸國的石油脾氣，時任美國國防部長的詹姆斯·施萊辛格（James R. Schlesinger，1929－2014）曾向英國駐美大使克勞默勳爵（The Earl of Cromer，1918-1991）提及此事，結果後者擔憂不已，下令英國的情報部門評估此事發生機率與後果。但從結局來看，尼克森政府最後還是選了協商路線，故1974年1月18日，透過美國國務卿季辛吉的談判與施壓，以色列終於自西奈半島部分撤軍，並與敘利亞談判和解，石油禁運終於也在同年3月解除。
此外，沙烏地與美國的好交情也體現在「石油美元（Petrodollar）」上。石油美元的制度起源於20世紀70年代初，當時布列敦森林體系搖搖欲墜，尼克森總統及季辛吉擔心，一旦美國放棄國際金本位制，美元的全球相對需求將會大幅下降，優勢地位恐不復以往。此時沙烏地默默伸出了援手，透過一系列會議談判後，美國和沙烏地王室達成協議，由美國提供軍事力量護衛沙烏地油田，沙烏地則把美元奉為石油銷售的唯一定價標準，換句話說，沙烏地形同拒絕美元定價以外的所有石油出口價格，這對維繫美元霸權而言，無疑是座強而有力的靠山。
而除了石油交情，美沙聯姻中的另一個重要當事人，非軍事安全莫屬。1951年，美沙簽訂《共同防禦援助協定》（the Mutual Defense Assistance Agreement），該協定允許美國軍售沙烏地，以及開放美軍駐軍沙烏地進行軍事訓練，當年的沙國還因此掀起輿論的滔天巨浪，瓦哈比教士紛紛抨擊王室「讓異教徒在兩聖地駐軍是伊斯蘭的恥辱」，然而王室之所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韙，主因在於，當年中東存在美國與沙烏地都忌憚的共同敵人－蘇聯。
就結構觀之，沙烏地的國體與政體性質，似乎天生注定要做蘇聯共產主義的宿敵。沙烏地既施行君主制又是神權政體，因此蘇聯在中東培育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和民族主義運動便直接威脅到沙烏地政府的兩大根基：王室害怕左派的革命情緒，而瓦哈比教士則憎恨蘇聯的世俗主義。前述種種，令美國與沙烏地歃血為盟，從石油經濟的合作關係，深化為牢固的安全同盟。每當雙方出現經濟、外交衝突，軍購便常被當作和好的禮品，例如1974年石油禁運結束後，美沙隔年就簽了價值20億美元的軍事合同，其中甚至包括向沙烏地派遣60架戰鬥機的協議。
對沙烏地而言，一旦戰火焚身，首先衝擊的就是油田作業，接著就是朝覲經濟，故其極力避免本土出現武裝衝突，簡而言之，就是把混亂留給別國，把安全留給自己。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沙烏地認為這是蘇聯進軍中東的第一步，美國則視其為報復越戰大敗的天賜良機，於是兩國聯手向反蘇聯的阿富汗聖戰士、叛軍提供秘密武器、軍事顧問，美沙各自投入不少於30億美元。這些心血最後也不算白費，只是回報方式有些出人意料，在這群「受壓迫的反共組織」中，其中一支在日後崛起為全球知名的武裝集團，進而回頭反嗜美沙關係，那就是犯下911恐怖襲擊事件的基地組織（Al-Qaeda）。
911事件後的美沙關係
繼1973年石油禁運風暴後，911事件可說是美沙關係的新低谷。2001年9月11日，基地組織劫持四架民航機，分別在紐約市、華盛頓特區、賓夕法尼亞州發動恐怖襲擊，造成紐約市的世貿雙塔倒塌，五角大廈部分毀損，機上、建物內、地面共2977人罹難，財產和基礎設施損失達1500億美元，遠超過60年前日本偷襲珍珠港造成的傷亡與毀損，可說是狠捅美國民心與國家尊嚴一刀，而這一刀，沙烏地難辭其咎。
在19名劫機者中，有15位沙烏地公民，而911事件的策劃者、基地組織的領袖－賓·拉登（Osama bin Laden）也來自沙烏地。過去幾十年來，沙烏地因戰略與內政需要，持續資助基地組織在內的伊斯蘭極端團體和教育中心，輸出瓦哈比思想，形成伊斯蘭恐怖主義的溫床，賓·拉登在阿富汗戰爭期間便得到沙烏地政府的直接支持。因此911事件後，美國的媒體界、政界、學界都出現聲討沙烏地的浪潮，人們一是批評美國選錯盟友，二是抨擊沙烏地縱容瓦哈比勢力勾結恐怖分子，此外更出現「911事件是沙烏地一手策畫」的傳言，引得民怨如滔天洪水，一發不可收拾。這股情緒也反映在民調數字上，911事件前的民調顯示，約有56%的美國人對沙烏地抱有好感；但事發後的2001年12月，數字便急降到24%。
然而，沙烏地的群情激憤也不遑多讓。911事件後不久，沙烏地情報機構針對「受過教育的25至41歲沙烏地人」進行調查，發現竟有高達95%的民眾支持賓·拉登的「聖戰義舉」，並視其為「沙烏地之光」。然而這數字雖高得可怕，但接下來的失控局面卻令態勢有所逆轉，從而催生美沙修好的契機。首先賓·拉登對沙烏地的威脅遠大於對美國的威脅，因為其基本目標意在推翻沙烏地和其他中東君主政權，攻擊美國不過是為迫其離開中東。再者，911事件雖令許多沙烏地人興奮不已，卻也鼓舞了沙烏地境內的恐怖組織，接下來幾個月，沙烏地經歷無數爆炸事件，有些是基地組織所遙控，有些則是崇拜者的模仿之舉，人民實在苦不堪言，於是又漸轉回親美立場。
事態發展至此，美國與沙烏地似乎又重回冷戰歲月，攜手共抗強敵，只是對象已由蘇聯換成恐怖主義。2003年，美國開始協助沙烏地建立反恐系統，向沙烏地的執法機構提供反恐教育、最新反恐技術，更助其起草反恐法，有效掃蕩了沙烏地境內的恐怖事件。911之初，布希政府的官員曾批評沙烏地支持極端主義；但對布希而言，反恐是當下的重中之重，經濟與安全則是長遠的國家利益，故其不願徹底與沙烏地交惡，沙烏地也頻頻釋出善意，好讓美國政府能順勢來個反手拍，美沙的默契，向來心照不宣。
然而儘管國家關係漸趨緩和，民心卻不能盡如人意。部分美國政治人物、911罹難者家屬始終堅稱，沙烏地是這起悲劇的幕後主使者，且因美沙事後和好如初，反更強化了指控的正當性，人們紛紛猜疑，美國曾政府介入修改911調查報告，將其中涉及沙烏地角色的文句塗抹殆盡，例如沙烏地政府與航空公司的資金往來紀錄、沙烏地政府曾提供劫機者飛行訓練等。面對上述指控，美沙政府皆否認到底，沙烏地更喊冤：911事件是反阿拉伯的「猶太騙子「所為，意在顛覆美沙關係。2018年，美國法庭雖允許911倖存者與罹難者家屬向沙烏地提出告訴，但此舉明顯是虛招，起不了什麼作用。
此外沙烏地也善於利用美國的遊說政治（Lobbying）來經營自己的形象，並獲取政策利益。例如偉達公共關係顧問公司（Hill+Knowlton Strategies）自1982年起便受僱為沙烏地遊說，911後沙烏地又僱了Qorvis、BGR集團、波德斯塔集團（Podesta Group）等公關公司；甚至連智庫也牽涉其中，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中東政策委員會（MEPC）等皆收過沙烏地政府的捐款。種種經營，想必沙烏地十分明白，要維繫美沙關係，經濟與安全等結構性條件固然重要，但若能直接在上游處讓美國政府官員相信親沙政策的必要性，便多一層保障。
屢被忽視的根本問題
此次犯案的沙烏地軍官之所以能赴美受訓，憑藉的是1951年《共同防禦援助協定》和1977年《美國軍事訓練團（USMTM）協定》所建立的軍事合作框架，可說是「美沙聯姻」的見證。此案最後或許將以個人行為結案，然而美國政府與民眾可能也心知肚明，倘若今日兇手是其他國籍的阿拉伯人，例如伊拉克或敘利亞，其所獲得的媒體待遇絕對遠低於沙姆拉尼，即便沒有任何證據，光阿拉伯人這個身分，便極有可能使其在第一時間被報導成恐怖分子。沙烏地儘管國際形象不佳，卻屢有美國力挺，美國民眾雖常以「被和諧的911事件」譏諷兩國狼狽為奸，卻難以撼動美國的對沙政策。
但美沙雖長期結盟，卻極度倚仗結構性的共同利益，除了石油經濟外，還有對死敵的共抗意識，這對象過去是蘇聯，現則是恐怖主義與伊朗。然而兩者交好將對彼此構成一定程度的焦慮，首先沙烏地因在國力上不如美國，故不得不考慮「被拋棄」的境況，過去在冷戰期間沙烏地也曾暗自向蘇聯遞出橄欖枝，只是雙方最後仍因阿富汗而交惡；此外美國在中東樹敵不少，尤其是對以色列的無條件支持，觸怒了不少阿拉伯國家，與美交好的沙烏地因此必須承受盟友的外交成本，竭力標舉自己的兩聖地監護人、阿拉伯國家身分，並小心維繫與其他阿拉伯國家的關係，以免被扣「阿奸」的帽子。
無獨有偶，美沙結盟下，美國也有要付的代價與成本。沙烏地不僅政治制度、統治理念與美國大相逕庭，其國際形象、人權紀錄也不怎麼體面；而美國平日干涉他國內政時，總是人權、自由主義話語喊地喧闐如雷，面對沙烏地卻原則盡失，記者哈紹吉案便是最好的例子。倘若沙烏地瘋狂出包，美國又硬要護航，那麼其威信注定只會一再失血，這便是焦慮之所在。在現行結構下，美沙結盟仍會固若金湯，但只要利益結構有所變化，友誼小船說翻就翻，也不過是早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