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反同婚）公投後，婦團就擔心下一步是跟人工流產有關，但也覺得現在應該不會再談墮胎，」談到近期宗教團體所提出的限縮人工流產期公投，台灣女人連線常務理事林綠紅嘆口氣：「看來我們錯估台灣社會的進步。」
女性能否自主決定生育行為，常是一個國家衡量女性地位的指標。女性想不想生、跟誰生、生幾個，背後都涉及社會是否具有便利避孕手段、是否可安全人工流產、有沒有受保障的生育環境等。「生育這件事，同時是私密的性和家庭關係，又是國家議題，」林綠紅指出。
懷孕後「不生」 法律這樣規定…
在台灣，女性懷孕後「不生」的選擇權，一直都有法律管制。《刑法》先是訂有「墮胎罪」，1985年則訂出《優生保健法》，以胎兒脫離母體存活高的24周為界線，訂出6種情境，讓醫生及當事人可依胎兒及孕婦身心狀況決定是否中止懷孕。
林綠紅說明，一般24周以上的胎兒可脫離母體存活，代表此時孕婦若選擇人工流產、將嚴重影響胎兒。這也代表，此刻的女性自主權不能無條件凌駕胎兒的生存權，24周前合法人工流產因而成為社會的最大共識。
但這樣的權衡時機，對宗教團體來說並不夠。提出限縮人工流產期限的Shofar轉化社區聯盟理事長彭迦智指出，胎兒從受精開始就是生命，雖然在母體內發展有階段性，「但生命是不可分割的。」
也因此，彭迦智所提的公投案，以胎兒有心跳的8周為界線，胎兒若大於8周，在未檢查出先天異常、或女性非因強暴懷孕的狀況下，都不可以離開媽媽的身體。「女性身體自主，與殺死嬰兒，到底是誰輕誰重？民主發展越成熟的國家，越是應該要重視生命，」彭迦智強調。
胎兒生命權與女性自主權孰輕孰重？
胎兒生命權與女性自主權的爭辯，在美國從1960年代就已持續至今。反對人工流產者主張捍衛生命權（pro-life）口號，強調嬰兒即使未出生、也要保障生命權；支持人工流產的自由派則提出女性選擇權（pro-choice），認為女性應有自由決定自己的身體、自由選擇是否繼續懷孕的權利。
而近期美國部分保守州政府通過全面禁止墮胎法令，也成為彭迦智口中，民主大國開始重視生命權更勝過女性選擇權的案例。
但美國、或是宗教的那把衡量尺，是否已成為台灣社會共識、需要立法成為最低道德標準？「他們把國外的拿到台灣來，沒什麼論述思想，只是宗教生命概念就提案，」前立委黃淑英2000年開始曾以婦團代表及立委多次與宗教團體論戰，看到這次的公投提案，直言「實在覺得不可思議。」
而針對宗教團體所提出的生命權和女性選擇權衡量的哉問，黃淑英答得簡潔：「生命不是只有軀體而已，還要看這個人有沒有遠景、尊嚴，或人格，」她認為，若要權衡生命，應該要把所有因素一起看，懷孕的女性也該納入考量，「所以當說尊重生命的時候，我們比較在意，你尊重的是誰的生命？」
黃淑英強調，國家力量介入保護一個生命，前提應是胎兒可以獨立存活、卻還未能為自己發聲，所以國家「幫他講一點話」。若醫學技術進步至胎兒20周就可脫離母體存活，相關先天疾病檢測也可提前，「要提前到20周（可合法人工流產），不是不能討論。」
而除了合法人工流產期之外，婦團多年來也在爭取放寬現行已婚女性要人工流產需經配偶同意的但書，以避免夫妻關係不佳時讓女性因這項條款而遭威脅。此外，針對未成年少女需法定代理人同意才可人工流產的條款，婦團也仍希望政府能提出更周全的做法，以免不願父母知道的青少女轉而尋求非法密醫。
為什麼避孕「做的比說的難」？
這次公投案一公布，不少婦產科醫師及女性第一時間跳出來反對，認為限縮人工流產權，將影響胎兒及孕婦安全。但一般社會仍對人工流產帶有先入為主的觀念；「為何不避孕」、「不想生就不要做愛」等言論，仍是多數人聽到女性選擇人工流產時的第一個反應。
對婦女團體而言，缺漏的性教育，是避孕「不成功」的主因之一。黃淑英說，台灣的教育一開始就反對婚前性行為，性知識教得「不情不願」，青少年無法學到正確的避孕知識，自然難免「中鏢」，「與其用思想教育控制他們不去做，更該假設他們就會做、然後教他們怎麼預防（懷孕）。」
此外，台灣社會較歐美國家保守，多數父母都無法接受青少年隨身攜帶保險套；坊間更常有女性長期服用避孕藥可能增加乳癌風險、甚至不孕的謠言，影響女性規則服用避孕藥的意願，種種原因都導致避孕「做的比說的難」。
而即使懂得避孕，也很難百分之百避免。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理事長黃閔照指出，臨床研究證實，全程正確使用保險套的避孕效果大約只有89％，女性口服避孕藥避孕效果較佳，但也有只有97~99％。換言之，目前並沒有一種避孕方式可確保百分之百避孕。
對女性為何要人工流產的質疑，也反映人工流產的社會觀感仍相當負面。「人工流產這件事，和性有關，又被冠有殺生意味，污名很多，」參與女權運動超過20年黃淑英也觀察，有人工流產經歷的女性，仍不太願意公開談論，也不見得會積極在公開領域支持這項權利。
「但我不會擔心這件事，」黃淑英說，現代年輕人活在自由、民主社會，思想比過去更開放，不會以既有的眼光看待做出不同生育選擇的人。未來這些年輕人長大，將更願意表達立場、帶動更多宗教觀點外的討論。
番外篇：「我希望我幫的是那個女生、也是那個沒有被生下來的孩子」
民進黨不分區立委林靜儀在當立委前是一名婦產科醫師，去年也曾出書分享行醫經驗。林靜儀說，女性墮胎涉及道德問題，每個人心中都有不同的尺，當年在產科內不少醫師不想背負道德枷鎖、只有不到一半的人願意做人工流產手術，「聽到要流產，他們就叫人家去找隔壁林醫師。」
願意動手，但不代表不會覺得痛。林靜儀回憶，自己曾處理過周數較大的胎兒異常人工流產個案，胎兒在媽媽肚子裡已經會呼吸、會哭，必須先隔著媽媽肚子打針、讓胎兒心跳停止。取出胎兒後，她還得檢查外觀、取下部分皮膚去做色體檢查，過程考驗人性。「我都默默跟他說，你這一世很快結束，之後再變成一個漂亮的孩子出來，請好好離開。」
除了做遺傳諮詢，林靜儀的產科行醫人生，還常需對抗各種刻板印象。當時每年都有媒體來請林靜儀評論9月墮胎潮，隱射未成年男女暑假浮濫發生性行為，她氣不過，把科內所有RU486門診醫囑調出，發現用藥高峰其實是3月，且服藥的多是30歲以上的有偶婦女。她笑說，這明顯是農曆年先生回家閒閒沒事、「弄出人命」，太太只好去墮胎。
在婦產科內開青少女門診的她，也有機會接觸小媽媽。她觀察，小女生進到婦產科，大部分都不知道避孕、更不知道懷孕生小孩代表什麼，只想知道男友會不會想留小孩，「你問他有什麼想法？他答不出來，腦子都空的，」林靜儀嘆口氣：「我們真的很少跟女生討論性交、避孕，甚至是懷孕。」
當學校不教、社會不談，許多媽媽們在沒想清楚代價的狀況下決定生小孩，最終這些不被期待、甚至祝福的生命，在人世間往往過的更坎坷。2005年邱小妹人球事件後，林靜儀說自己常在想，如果邱小妹在還是2公分小肉塊時就消失在世界上，就不用出來受苦，「我幫女生墮胎的時候，我希望我幫的是那個女生、也是那個沒有被生下來的孩子，因為這樣他就不用被生出來、然後遭遇悲慘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