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日本右翼理論大師林房雄，更在他的作品《大東亞戰爭肯定論》中直言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日本帝國的繼承者。中共確實認同過「大東亞聖戰」，或許這也是為什麼鄧小平與曾生這些救助過盟軍飛行員的「開國功臣」，會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慘遭批鬥的其中一個原因。然而中日合作「解放亞洲」的「泛亞主義」的熱血，最終還是敗給了冷冰冰的地緣政治。
「聯美抗日」的時代
日本終究不敢挑戰美國對日本的軍事佔領，中共也發現自身無力抵抗蘇聯的核子威脅。於是進入70年代以後，東北亞一度出現美國攜手日本、中共抵禦蘇聯的畫面。在這樣特殊的政治背景下，毛澤東完全不需要去強調自己是「聯日抗美」還是「聯美抗日」，因為現在美國與日本都是中共圍堵蘇聯的盟友，沒必要去強調複雜的二戰歷史。
可是等到鄧小平上台，尤其是爆發了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參拜靖國神社、六四天安門事件還有蘇聯解體等一系列歷史事件之後，這種華府－北京－東京的蜜月期遭遇到了重大挑戰。在毛澤東與鄧小平上台之初，中共以強大的官方機器壓抑人民的反日情緒，南京大屠殺的歷史甚至一度成為政治禁忌，只因為日軍「殺的都是國民黨」。
然而毛澤東在中共建政後的第27年就去世了，可那些經歷過對日抗戰的老一代中國人卻還大有人在。而且不只是那些「沒殺完」的國軍和「黑五類」痛恨日本，就連廣大支持中國共產黨的「人民群眾」，乃至於8路軍和新4軍元老也同樣討厭日本。即便在充滿政治運動的環境中，這些人還是默默把他們的反日情緒傳承給了成長於文革世代中的兒孫。
等到鄧小平宣佈改革開放，這些後人有了機會前往外國，接觸以往在大陸所接觸不到的史料之後，必然會對中共灌輸的觀點產生質疑。中曾根康弘首相在1985年對靖國神社的參拜，則激起了大陸學子上街抗議，讓中共領導階層感受到「抗日情緒」並沒有隨著日本投降而消失。既然大陸民眾還是討厭日本，討厭日本的情緒在「必要的時候」就會成為中共鞏固政權的武器。
「必要的時候」來得比中共想像中的還要快，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壓垮了大陸人民對中共政權信任的最後一根稻草。再加上中共不斷融入西方主導的資本主義體系，更讓共產主義思想在大陸全面破產。從維持政權的角度出發，中共需要一種新的意識形態來穩固民眾，尤其是青年知識份子對紅色政權的向心力，愛國主義就成為了完成此一政治任務的意識形態。
可愛國主義要針對誰呢？從道理上來看，應該是針對美國比日本還要正確。一來日本並沒有因為天安門事件疏遠中共，雙方的經貿與文化交流依舊穩定。畢竟早從五四運動的年代開始，日本就厭惡中國的學生運動。反而是在蘇聯瓦解之後，美國開始將原來對準蘇聯的矛頭轉向中共，不只禁止西方國家向中共出售武器，還向中華民國空軍提供了150架F-16A/B型戰鬥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