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認為，可考慮設立審核機制來取代抽籤，「這個制度很粗糙」，像一些對中國政府有批判力道的紀錄片，在中國被禁映，來台灣還要抽配額，因此可以設立審核委員會來檢視，再決定是否開放，並搭配菁英外卡逐步放寬，「有人會說被禁就可以來台灣，但怎麼定義被禁？有些作品臨時撤掉檔期，也不見得是因為政治因素，所以才要有委員會來調查。」
鄭秉泓則談到，若以精英論來說，「當然覺得像婁燁水準那麼高，又都是批判性的電影，或賈樟柯品質最有保證，可以去坎城影展，為什麼不能進來？」但他認為這牽涉到規則的健全性，不能說像婁燁的電影就直接進來，「菁英制最後也會造成某種不公平」，他建議標準從寬，四大影展、金馬獎有入圍就可以進台灣，好東西都希望大家可以看到，重點是機制要明確。
對於抽籤做法，文化部則說明，當初曾在2012年邀請電影公協會、發行商等代表討論機制，各界代並於會中達成共識，決定以抽籤方式辦理，而2015年文化部再召開業界諮詢會，會中仍決議採抽籤方式。
申請件數逐年增加 業界人士曝：很多不是真的想上院線
回顧抽籤制度的開始，乃是因為每年申請的電影數逐年增加，原來「先搶先贏」機制不敷使用；細看歷年申請件數，2013年僅22部參與，2014年33部、2015年36部、2016年45部，2017年竄升至66部，去年71部則為歷年之最，並在今年稍減為62部，此趨勢外界多歸因於中國影視近年發展蓬勃，然而僧多粥少下，對於洽談授權的發行商，則也構成困擾。
一名業界人士便解析，為了防止花錢拿版權，卻不能上映的風險，片商通常會先簽類似備忘錄的合約，等到抽到籤後，再跟對方談細節。而根據目前規定，1家發行公司，每年僅能申請1部電影，但台灣許多製作公司，也會登記為發行公司，很多公司都會借牌幫別人抽，再找熟識的朋友共同發行。
該人士也指出，許多電影來抽籤，並不是真的想上院線，僅是想賣後端的OTT、數位版權，電影如果上院線，還要跑宣傳、買廣告、辦記者會，最後票房收入還要跟戲院拆帳，以藝術電影來說，幾乎只會賠本，但如果上到OTT，就什麼都不用管了，他並舉例，如婁燁的電影授權大概要4萬美金，票房了不起60萬台幣，根本不會回本。
鄭秉泓對此也表示，如《爸爸去哪兒》電影版2016年抽中名額，後來卻是採包場限定制，有團體包場才會放映，一周只放映3、5場，只要有上映就合乎標準，他認為文化部對此並沒有事後稽查制度，當然這一方面是因為沒有人力，但沒有配套，會讓大家覺得是浪費規則，尤其有些片很努力想在台灣上映，最後沒抽到就是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