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委候選人吳怡農日前表示，小時候曾向同學訴說前總統蔣經國是害爸爸沒工作的壞人，如今自己與蔣經國後代蔣萬安一同競選，感嘆機緣造化，此言論一出也掀起熱議。吳怡農父親中研院社會所兼任研究員吳乃德，5日在美麗島事件40周年的研討會上談到台灣民主化時表示，將民主化都歸功蔣經國雖不完全錯，但會有「扭曲」。吳大師並且丟出了一個大哉問-要如何解釋美麗島事件？吳乃德並認為，若蔣經國真是民主推手，很難解釋為何有這麼多人受軍法、司法審判。
該怎麼解釋1970-80年代之交東亞民主化的挫折與潛流？吳乃德的說法就完全正確嗎？如果從整個東亞政治潮流變遷的角度來看，又該如何解釋美麗島事件，答案其實是十分清楚的。
二戰後台灣與韓國都從日本殖民地，而光復回到原先民族認同的祖國，經過長期軍事獨裁走向政治民主經濟繁榮的生命軌跡中，發生了許多情節非常相似的事件，值得台灣人民對照參考。
1947年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次年韓國發生美韓聯軍屠殺數萬無辜平民的濟州四三事件。1979年台灣發生高雄美麗島事件，無巧不成書的是，次年韓國也發生韓軍血腥鎮壓反全斗煥獨裁民主運動的光州518事件。韓軍出動裝甲部隊、傘兵與武裝直升機，以打一場戰爭的標準從民變人士手中「收復」了光州。剛好現在光州事件-即韓國518民主化運動39週年特展，也在台北進行。這就使兩場群眾運動意外地有了彼此對話的可能與空間，讓台灣人有機會看看別人，想想自己。
光州事件以數百人流血罹難的悲劇做收，但早在光州事件半年前發生的台灣高雄美麗島事件，卻是當場無人死亡。二者相比，這才是美麗島事件最需要被解釋的奧妙之處。一直以來有一個言之鑿鑿的傳說指出，在警民衝突最劇烈的時刻，當日政府在高雄事件的決策會議上有人當場提出，要調左營的海軍陸戰隊來市區鎮壓。在場坐鎮的最高主官警備總司令汪敬煦，隨即出示了蔣經國的三點對策指示：不得開槍，不得殺人，不得出兵-無武裝的憲兵受檢察官指揮，以司法警察論，此議遂息。
1979年12月10日晚間，美麗島事件中的街頭混戰，終於以相對平和的方式結束。小蔣要求現場軍警克制的傳聞雖無具體文字證實，與整體情勢發展情況比對，應有所本。嗣後的軍法、司法審判，畢竟還是執政者讓當事人請律師出庭辯護，想以走文明法治的方式，要與國內外溝通。比起半年後的韓國518光州事件中的軍警對待人民所表現出的血腥殘忍，蔣經國的政治手段高於全斗煥豈是差別以道里計？
當時真的很難解釋卻需要被認真看待的問題，恐怕還不是美麗島事件之後為何有這麼多人受軍法、司法審判，而是蔣經國竟然始終反對當場以武力鎮壓民主運動。畢竟整個1970年代後期對台灣與韓國的政府與社會，造成外在極大衝擊的區域事件，是經過近30年的反共戰爭以後，1975年春季南越共和國的淪亡。這使得同樣處於分裂國家面對共黨威脅類似狀況下，台灣與韓國的軍事政治領袖，頓時都有了唇亡齒寒的感覺。因此這就注定位於亞洲冷戰前沿的兩國，對於內部的反對者不可能太過客氣。
在內部面對反對者的挑戰時，在外部共產黨的入侵近在咫尺時，只要軍人還效忠自己。那麼把他們全部打成同路人以外，再加以強力彈壓取締各種反政府活動。對手握槍桿的威權執政者來說，其實是一個很現實也很合理的選擇。韓國的軍人領袖全斗煥就無法抵擋這致命的吸引力，使得518光州事件至今39年，年復一年成為韓國政治與社會的詛咒。韓國民主化以後多部影視作品如《華麗的假期》與《計程車司機》講述這個故事，但類似的視覺作品無法出現在台灣，因為畢竟同時間台灣就是沒發生過血流成河，屍橫遍地的殘酷畫面。連僅僅兩年前的中壢事件都還付出幾條人命，美麗島事件現場無人死亡，難道不是當局有意為之嗎？
這雖然只是一個大歷史中的小細節，但蔣經國以何種方式盡可能緩和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矛盾，卻是談論這段歷史時十分值得留意之處。
吳乃德否認蔣經國是台灣民主化的推手，這當然有其道理。因為民主之所以降臨一個社會，有國內外主客觀各種力量作用形成的合力。所以本來就並不存在哪一個單個的個人，會是一個社會民主化的推手。但吳乃德認為在蔣經國處理美麗島事件時的角色，卻是用連根清除做法，等於要撤底摧毀當時的民主運動。這與蔣經國當時對反對勢力其實凡事留有餘地，並不打算把事情做絕的歷史軌跡，似乎頗有差距。
蔣經國對當代台灣社會的貢獻並不在於他是台灣民主化的推手，但他當總統後至少也從未考慮要對民主運動痛下殺手，一如全斗煥政府在韓國光州事件那樣心狠手辣。這種得饒人處且饒人的處事作風，是台灣政治形式後來得以和平轉型的重要前提。
「如果沒美麗島事件，沒有家屬和辯護律師繼續努力，蔣經國會否妥協？」最後吳乃德認為，這是他個人主觀判斷，也供大家繼續思考。但更多人忽略的卻是，蔣經國畢竟到底沒有把心一橫，在美麗島事件的當下，直接命軍警開槍鎮壓，一如後來的韓國光州事件。這個在美麗島事件爆發前蔣經國就已經妥協，決定事緩則圓的細節，其實才是更決定台灣後來民主化進程的關鍵因素吧？
＊作者為台大國發所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