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戲劇性的一刻莫過於2019年8月1日，當時代力量決策機制持續空轉，且無法明確表態支持蔡英文連任與否的情況下，被視為「親綠派」代表的林昶佐選擇退黨，並以無黨籍身份投入2020年立委選舉，時值黨內陷入前立委高潞·以用利益迴避爭議之餘，林昶佐的退黨不啻讓「路線之爭」從所謂的新聞媒體文中的「據了解」步向「檯面化」。
自具創黨元老地位的林昶佐退黨、居於「親綠派」與「自主派」中介者的前黨主席邱顯智辭去主席一職之後，時力黨內的「親綠派」可說是節節敗退，立委洪慈庸、律師陳雨凡、前決策委員蕭新晟、議員兼前決策委員的林亮君與其助理吳崢皆紛紛退黨，面對整台黨決策機器的失能，無法在決策機制上著力的「親綠派」，只剩下從已無解的路線爭議中自行解脫的選擇。
政棍的道德障礙
儘管在出走潮爆發後，「自主派」在徐永明接任黨主席後，一時間，黨內看似路線定調歸宗，但「由學轉政」的徐永明顯然也沒什麼能耐穩定這個先天不良、後天失調的小黨。
表面上，黨內政治明星紛紛出逃，加上台灣民眾黨登高一呼搶食固有支持者，是時代力量本屆選舉遭逢的大難題，但這是時力後天失調的結果，而非原因。時代力量從創黨迄今，從來莫衷一是的基本價值，才是根本原因。不因價值而結合的政黨，內部面臨崩潰，只是剛好而已。
檢視過去四五年間，時代力量得以第三大黨的形象佔盡新聞版面，黃國昌確實扮演一定的搶鏡角色，但時代力量如今若要檢討何以至此，除了前述決策機制失能、與「綠」的距離不明外，人謀不臧與忽視台灣社會「反中」風潮不若當年，甚至「反中」大旗被民進黨整個扛去，都是問題。
首先，是時代力量在道德上，律己與待人的標準難稱公允。民進黨執政三年有其功過，時代力量、黃國昌、徐永明等當然可以照三餐罵，他們很長一段時間，挾著太陽花學運的明星光環，在社會上操作「民進黨拒絕改革」、「時代力量等同於改革」的輿論風向，但這類操作要取信於民是有前提的——不能有雙重標準。總不能自己說得一口好道理又無法達成，偏偏這點是許多時力成員都沒做到的。
例如2019年7月底爆發的高潞·以用的利益迴避爭議，她未能做好利益迴避，導致時代力量的「道德高度」備受輿論檢視，劃下外界是對標榜揭弊路線的時代力量與黃國昌之信用產生第一道傷害。但高潞·以用事件絕非時代力量飽受輿論「雙標」、「嚴以律人寬以待己」質疑的主因，畢竟光從2018年以來，時力要角說過的話、做過的事，均足以讓這個以「推動台灣改革」自許的政黨蒙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