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俄國的意圖日漸明顯，欲將世界塑造成與其威權模式相符－－使他們有權否定他國經濟、外交和國安決策。－《二〇一八年美國國防戰略報告》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坎培拉查爾斯史都華大學（Charles Sturt University）公共倫理學教授克萊夫．漢密爾頓（Clive Hamilton）所著的《無聲的入侵》（Silent Invasion）掀起一波國際論戰。這本書嚴徵博引，揭發了中國如何用一系列驚人的手法操縱澳洲政治與社會。《無聲的入侵》原本預計如同作者的其他著作，由獨立出版社愛倫昂溫（Allen and Unwin）出版。但在付梓之際，愛倫昂溫卻因為害怕北京政府或其代理人的報復和法律行動，決定喊停。 （根據報導，另有兩家出版社也拒絕了這份書稿。 ）
漢密爾頓和許多澳洲人一樣，越來越憂心中國對澳影響力日增的跡象。二〇〇八年四月，在奧運聖火傳往北京途中，他在坎培拉國會大廈的草坪上加入一場支持圖博的示威活動，卻發現數萬名「憤怒而凶悍」的中國學生在欺侮一群人數少得多的示威藏人和聲援的澳洲人。 這場霸凌讓他心裡發寒，但他仍繼續埋首學術工作和環境議題倡議。
時序接著來到二〇一六年中，涉及澳洲工黨明日之星鄧森（Sam Dastyari）的一則醜聞震驚了澳洲社會。這名年輕的反對黨參議員，不僅收受中國政府關係企業的非公開私人資助與大量選舉捐款，還開始帶頭倡議親北京政策。他無視工黨立場，力勸澳洲尊重中國對幾乎整個南海的主權申張。
這起「發言費」醜聞引人更認真檢視中國對澳影響力擴張中的網羅。網羅的中心是中國的企業利益和富裕的中國移民，而這兩者已成為澳洲兩大政黨最主要的金主。
鄧森否認自己是有意配合北京布局，雖然他被工黨短暫貶為次要的後座議員（back bench），但很快又重返領導階層。然而到了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先是一支外洩影片顯示他言不符實，仍在為中國領土主張做明確的辯護，內容一再擴增，而且是照讀預擬的稿子。接著又有報導揭露，鄧森曾警告資助他的中國商人黃向墨，澳洲情報機關可能正在竊聽他的電話。 這兩件爆料迫使他辭去參議員職務。同月，《澳洲人報》（The Australian）又報導，中國公安部長曾在二〇一七年稍早時暗中威脅工黨：若不不支持北京屬意的引渡條約，就會喪失澳洲華人的支持。
當時，漢密爾頓已經完成了書稿。這本書歷經數月爭議，最後改由哈迪葛蘭（Hardie Grant）出版社在二〇一八年出版。他的研究揭露了大約從二〇〇四年開始，中國共產黨的作戰行動如何以令人警覺的程度滲透澳洲社會、政治和經濟－－「從我們的各級學校、大學、職業公會到媒體；從採礦、農業和旅遊等產業到港口和電網等戰略資源；從地方議會、州政府到首府坎培拉的政黨。」
最驚人的是，中國已經成功收編了澳洲的民間和政治要人，包括前幾任首相和外交部長。漢密爾頓寫道：「他們訪中時獲得盛情款待。」鮑伯．霍克（Bob Hawke）於一九九一年辭任總理後的十五年間，不斷促成許多商業合約，也為自己累積了數千萬美元的財產。 安德魯．羅布（Andrew Robb）二〇一六年卸任貿易部長後，也和一個中共關係企業集團簽訂合約，該企業為「不特定的服務」每年付給他近七十萬美元。
北京施加影響力的另一關鍵目標，是澳洲超過百萬人的華僑社群。他們受到嚴密的監視，來自中國眼線和情報人員的威脅也日趨頻繁。有些人被警告如果不停止「反中行為」，他們身在中國的親戚將會受到傷害。
中國不只致力消滅批評北京政府的聲音，也為中國政策動員活躍的澳方支持。標準作法是將這些北京行動編排得像是由澳洲在地所發起。這些行動看似發自草根情感，實際上卻只是「鋪了草皮」（astroturfed），背後其實都有中共在澳的「聯合戰線」資助、推動和組織。
二〇一八年六月下旬，澳洲國會通過了一項法案，賦予國家更多權能對試圖暗中影響政治及公民社會的境外勢力行動提起告訴，並且獲讚譽為「七〇年代以來澳洲最重大的反間諜改革」。
另一個法案則倣效美國，要求外國遊說團體登記註冊。 第三個法案則是禁止外國對政黨、候選人和遊說團體捐款，不過目前仍躺在國會等待通過。然而，中國現已成為澳洲經濟的重心，澳洲每年有三分之一的出口所得和一百萬名遊客來自中國。 愈來愈多商界人士和政治菁英會說「我們已經註定離不開中國」和「我們活在中國的世界裡」。 北京的終極目標是損害澳洲的主權，破壞美澳同盟，讓澳洲繞著中國打轉，並且就像漢密爾頓說的，確保澳洲成為「中國經濟成長穩定可靠的補給基地」。 但中國的野心不會止步於此。
中國的銳實力路數
中國像俄國一樣，利用民主國家的多元開放來顛覆民主，而北京治內的手段也同時益發苛刻、高壓與針對個人。澳洲的警世寓言已經告訴我們，中國和俄國只接受由他們來影響世界上的民主國家：這兩大獨裁強權要進入美國社會幾乎不受任何限制，而外國的記者、研究人員、學生、大學、基金會、智庫和企業卻只有接受中俄的嚴格掌控，才能走入這兩國的社會。
然而，中國的目標和資源都比俄國更為全面。中國像俄國一樣，致力於削弱西方民主國家之間的盟約、損害美國主導的自由世界秩序，並擴張北京在經濟和地緣政治上的影響力。中國也像俄國一樣，致力於稱霸他們自認應得的勢力範圍。但除此之外，這兩大獨裁國家的差異非常鮮明。
俄國的問題是曾為超級強國的憤怒、不安和怨懟，而中國的問題在於新大國崛起的野心、狂妄和剛愎。俄國想要重新支配莫斯科在蘇聯時代的勢力範圍以及共產衛星國，重奪蘇維埃聯邦一度享有的更廣泛國際影響力。中國則是渴望稱霸全亞洲和太平洋，正積極深耕與海外華裔社群之間的紐帶，以便擺弄新加坡這類國家的政策。 但中國也逐漸渴望挑戰美國在世界經濟、政治、信念，乃至於軍事上的領導地位。
北京的目標是創造令人驚艷的成長率，同時拋開西方那套繁瑣的問責制度或自由與人權的大道理，以威權式國家資本主義的「中國模式」打造「全球化2.0」。 美式的民主和資本主義正逐漸顯露疲態，而中國領導人認為自家模式能與之正面交鋒。中國的影響力作戰逐漸擴張到亞洲之外，入侵這個中國想領導的二十一世紀世界的每個角落。
中國投射「銳實力」的方式，在許多重要的面向上都不同於俄國。一則是北京的銀彈遠更為充裕。近年來，中國每年的對外援助高達三百八十億美元，不過這些出口信貸或貸款的利息都和市場上的條件相差不遠，甚至根本一樣。 如果把這算成是「援助」的話，那中國確實超越了美國，成為最大的雙邊外援（bilateral foreign assistance）提供國。
這種借貸能把弱國推入債務陷阱，讓他們不得不將戰略資產賣給中國。斯里蘭卡就陷入了這樣的困境，該國腐敗的獨裁者積欠北京高達八十億美元的債務。 因此在二〇一七年，斯里蘭卡為了免除約十億美元的債務，將深水港漢班托塔（Hambantota）租給中國九十九年，該港口面向印度洋的貿易路線，讓中國得以將經濟和海軍實力「貫入印度的勢力範圍」。
中國這些作為的科技優勢也不容小覷。他們徵召了華為這樣的電信巨擘，前往亞非各國協助資訊基礎建設現代化，開闢出一條「數位絲路」。這些協助包括升級行動電話頻譜和安裝高速光纖線路。 但中國監視自家公民的數位技術也可能包藏在這些為國外打造的系統裡，並且流入其他獨裁政權手中。 實際上，中國一直都在向其他獨裁者出售網路監控技術，而新的監控手法將隨他們自己的太空通訊網路一同升空，利用超過一百五十顆人造衛星涵蓋全球。
中國也利用財富建立新的國際金融機構，他們是新開發銀行（New Development Bank）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的最大股東及主力成員。中國向亞投行繳納了五百億美元的資本，且目前已有超過八十個國家加入該行，包括美國和日本以外的各大主要工業國家。 中國還準備沿著一帶一路斥資超過一兆美元，打造遍布南、中、西亞，直通歐洲與非洲的經濟與戰略聯盟。 為了獲得「中國對各國需求孔急的基礎建設計畫提供補助貸款」，超過七十個國家都已加入一帶一路；資深中國專家裴敏欣（Minxin Pei）指出，迄二〇一七年為止，中國借給這些國家的款項「已高達令人咋舌的兩千九百二十億美元」。 其中很多國家可能被大型基礎建設隨附的鉅額貪汙機會誘惑，更何況金主對公開透明毫無興趣。
喬治．華盛頓大學的資深中國專家沈大偉（David Shambaugh）觀察到，「這等規模的投資前所未有；即使在冷戰期間，美蘇雙方也不曾像中國花這麼多錢。」中國對外投入的資金「共有一兆四千一百億美元；相較之下，馬歇爾計畫的花費僅相當於現在的一億〇三百萬美元。」 美國從不曾有過這種全球想像或投資－－沒有一個西方民主國家有過。
＊作者戴雅門（Larry Diamond），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資深研究員、「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高級顧問，並共同創辦極有影響力的學術期刊《民主季刊》（Journal of Democracy）。本文選自作者新著《妖風：全球民主危機與反擊之道─當俄羅斯正面進攻、中國陰謀滲透、美國自毀長城，我們該如何重振民主自由的未來？》（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