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八年底我剛完成本書的時候，有四股吹襲民主的妖風正呼嘯得愈發猛烈。反自由（主要是右翼仇外的）民粹主義不只在發源的匈牙利和波蘭等國境內日漸張狂，還蔓延到了更多國家，比如菲律賓和巴西之中。俄國也變得更加肆無忌憚、手法更嫻熟，操弄著他們所精通的數位假資訊、貪腐甚至軍事力量的黑手，威脅和破壞著許多國家的民主，而且不只前共產國家，歐洲和美國同樣也深受其害。中國不斷以狂熱的意識形態和精密的科技，壓迫境內的言論自由和公民多元性，網路審查也更加嚴厲。在此同時，美國卻遭受著現代史上最嚴重的政治兩極化，史無前例地選出了一名公然藐視民主規範與制度的總統。我希望十個月後的今天，我可以說一切已有好轉，然而並非如此。自由民主體制陷入了更深的危機。
二〇一九年，至少有五個國家脫離了民主世界的行列。這些國家都不是在軍歌威揚、戰車遊街，或是總統宣布暫停憲法的廣播之中淪陷的，而是因為人民選出來的總統，癱瘓或破壞了原本意在限制他們的憲法。
最突出的例子發生在菲律賓這個人口超過一億的世界第十三大國、美國長期的戰略同盟境內。強人杜特蒂按著獨裁的標準流程，扼殺了司法獨立、公民自由、新聞自由和反對派。而在玻利維亞，即便公投已禁止民粹總統埃沃．莫拉雷斯（Evo Morales）再次參選，他仍繼續追求四度連任，並在極具爭議的競爭中宣布當選。結果各地民眾爆發的抗爭和來自軍警的壓力，讓他不得不辭職流亡海外。瓜地馬拉的右翼總統停止了由聯合國支持成立的反貪腐委員會，同時法院也禁止呼聲最高的反貪腐候選人參選總統。兩個一度相當自由的西非民主國家也漸漸退步。塞內加爾的總統麥基．薩爾（Macky Sall）在兩個主要競爭者因刑事起訴被取消資格後，才贏得壓倒性連任。 冷戰後最早民主化的非洲國家貝南曾代表了開發中國家民主化的可能性，但總統帕特里斯．塔隆（Patrice Talon）在二〇一六年當選後，逐步箝制原本的公民及政治多樣性，最後成功禁止了反對黨參加二〇一九年的國會選舉。
即使在以憲政體制完善著稱的印度和波蘭，反自由民粹主義也不斷侵蝕著民主的規範和制度。然而，沒有了制衡原則，威權民粹主義就會孕育貪腐，為最終的選情變天埋下種子。現在，我們開始看見，民主如何在選舉中成功反擊。土耳其的獨裁新手艾爾多安之所以能藉著一次次選舉中把持大權，有部分是因為歷史悠久最大反對黨，世俗派的共和人民黨（Republican People’s Party）沒有發展出格局夠高的論述和前瞻性的戰略來挑戰他。這個自由派反對黨一味地攻擊艾爾多安個人，以及作為他票源的宗教保守派，結果陷入了民粹修辭的典型圈套，被批評為傲慢、背離「真實人民」的自由派菁英。
不過，在二〇一九年的地方首長選舉中，共和人民黨改變了策略，訴求「激進的愛」（radical love）。反對黨改頭換面，不再妖魔化那些傳統、虔誠的艾爾多安支持者，而是宣示要擁抱他們（包括字面意義上的擁抱）。共和人民黨帶著謙卑和尊重，聆聽並回應這些人的訴求。這個新策略和艾爾多安逐步升級的壓迫形成對比，帶來了豐碩的選舉成果，還讓共和人民黨在伊斯坦堡與首都安卡拉這兩大城市贏得大捷。而當艾爾多安強迫得票不相上下的伊斯坦堡重新選舉，先前當選成為市長、充滿魅力的共和人民黨候選人埃克雷姆．伊瑪姆奧盧（Ekrem Imamoglu），便回了執政黨一記重重的耳光，以百分之九之差再度勝選。
土耳其反對派新的對抗兩極化的策略是很重要的啟示，告訴了我們該如何抗衡反自由民粹主義那條將菁英妖魔化、蓄意分裂「我們與他們」的政治路線。政治學家塔其斯．巴帕斯（Takis Pappas）解釋，二〇一九年七月，希臘溫和自由派的「新民主黨」（New Democracy）同樣也是靠著腳踏實地聚焦於經濟議題和治理失當，贏過了執政的左派民粹政黨「激進左翼聯盟」（Syriza）。新民主黨的領袖，也就是現任總理米佐塔基斯（Kyriakos Mitsotakis）有一套非常精緻的反民粹論述。他「向中產階級傳遞正向發展的訊息」，並像伊瑪姆奧盧一樣避免落入民粹執政黨那套憤怒極端的論述圈套之中。 在政治體制被鎮日謾罵的民粹和兩極化摧殘這麼多年後，光靠呼籲自由憲政體制的高調，還不足以贏得勝利。但只要民主人士廣泛傾聽和參與，就可以轉化並擊敗極端路線的政治。
可惜，東亞的態勢仍未有起色。在這本中文版付梓之際，台灣緊張的總統大選正進入最後階段。然而這次大選不同以往，因為中共的干預，無論是社群媒體（包括微博）、傳統媒體、官方政治宣傳，或者其他見不得人的齷齪手段，規模都愈來愈大。東亞的政治與社會一直都遭受著中國黑手的威脅和滲透，而其中受影響最深的正是台灣，不過東亞其他地區也逐漸意識到此事；而且正如我書中所述，中國對於世界其他地方未來的自由，也正逐漸形成嚴重的威脅。與此同時，對穆斯林信仰和人性尊嚴的野蠻迫害，仍在新疆持續上演，當地有超過一百五十萬，甚至將近兩倍的維吾爾穆斯林被關在共產主義「再教育營」裡，整個黨國都在極力抹滅當地任何獨立文化、宗教和歷史認同的痕跡。中共威權政府過去對待西藏的手段也來自於同樣的集權心態，而隨著中央對西藏的直接統治步步加深，地區自治的承諾也淪為一個殘酷的笑話，新疆的未來大概也不脫如此。北京對各地傳統宗教、歷史紀錄、教育、古蹟、和社會結構殘暴的戕害，都已經構成了文化種族屠殺（cultural genocide），一種泯滅人性的反人類罪。
有西藏歷史為前車之鑑，香港人還相信北京承諾的「一國兩制」似乎未免天真，但一九九七年從英國回歸中國的時候，他們其實也沒多少選擇。香港人在過去幾十年內，鍥而不捨地爭取移交協議和《基本法》承諾的民主自治，為此努力推動憲政改革，以期擁有完全經民主選舉產生，而非目前半吊子的立法會，並賦予香港人民以全面普選選出行政長官的權利。然而，他們一片真心的提案、請願和要求，卻一再遭遇北京強硬拒絕，導致了二〇一四年盛大的雨傘運動。二〇一九年，面對北京想藉由強迫施行引渡條例，摧毀香港法治的企圖，人民掀起了香港史上最大也最久的群眾抗爭。雖然這份可憎的法案已被撤回，但仰賴北京授權的香港政府仍拒絕就真正的憲政改革進行協商，也不願對警察暴力進行獨立調查，這導致了抗爭者採取的手段逐漸升級，政府也以此為藉口拒絕協商。香港人過去享有的高度個人自由、法治和社會安定，都在這場愈演愈烈的混亂中被撕得稀爛。許多台灣人也因此看清，萬一未來在中國共產黨治下施行了「一國兩制」，等待他們的將會是什麼。
因此，我相信對於台灣，這本書的重要性將勝過許多老牌民主國家。因為過去二十年來，無數台灣人都已經理解，他們自己的自由，與全體人類自由之命運，以及民主與獨裁之間的權力平衡，緊密相連。
＊作者戴雅門（Larry Diamond），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資深研究員、「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高級顧問，並共同創辦極有影響力的學術期刊《民主季刊》（Journal of Democracy）。本文選自作者新著《妖風：全球民主危機與反擊之道─當俄羅斯正面進攻、中國陰謀滲透、美國自毀長城，我們該如何重振民主自由的未來？》（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