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個人難以改變環境，陳哲藝只能守住底線，至少自己小孩要學中文，「新加坡現在很多學生，基本上很排斥、不屑學中文，因為對升學沒有幫助，你不會因為中文好去哈佛、劍橋、牛津；新加坡很實際的，很多時候只看數字 ，甚至學校也是這樣。」
「有些中文老師甚至會被排擠，新加坡所有官方文件都是用英語寫的，他們除了教中文以外，不可能幫學校寫報告、做行政，不能做其他工作，也比較難被加薪、升職。」
「所以戲裡，她教的學生不在乎，周圍的同事也不care她。」說著話題又繞回《熱帶雨》，阿玲跟演員楊雁雁一樣，都來自馬來西亞，「新加坡一半的中文老師來自馬來西亞，因為本身中文水平沒有很高，新加坡老師不是沒有，但沒有很多。」
做為冷漠城市的對照組，《熱帶雨》裡的馬來西亞，是阿玲歷經傷痛後的溫暖故鄉，也是全片唯一陽光普照的地方，「新加坡很多人對馬來西亞的概念，是好髒、好亂，非常腐敗，但我自己去馬來西亞，感覺是一種人情味。」
「不是說新加坡沒有，只是這幾年來越來越淡了，大家都是以利為先，是很勢利的地方，所以要拍電影太困難了。」陳哲藝說，前幾年新加坡電影委員會派人來，問他們如果政府不發輔導金，還會不會拍電影？「我就說會啊，因為我們愛電影，他們就說，那我們可以不發嗎？ 」
「這個社會不是搞文創的」 封街一小時要價1萬美金
「新加坡要有一些文創成就非常困難，他的社會根基，根本就不是設立來搞文創的。」《爸媽不在家》時，身兼製片、尋找劇組的過程真的太苦，陳哲藝後來在2015年，跟製片人黃文鴻一起成立長景路工作室（Giraffe Pictures），幫東南亞獨立電影籌資。
那幾年，他監製了在泰國拍攝的《親愛的大笨象》、新加坡與中國合資的《再見，再也不見》，「我周圍一些很有才華的朋友，有些就是純藝術家，你叫他去找錢，他不可能去找，不去幫他的話，他可能就沒有作品出來。」
問起這段經歷的心得，答案當然還是辛苦，「很多人會講，新加坡沒有人不知道你名字，應該要風得風吧？我說屁啦，去借個東西人家就要算多少錢，我封一條路一個小時，可能就要美金一萬塊。」
「反而我過個橋，去馬來西亞就很順利，他們幫你封路，就請警察喝杯咖啡；我們封了四天，第二、第三天，他就把交警的封路條直接給我，說接下來幾天不來了，你們工作人員自己弄。」
人造雨淹掉4分之1預算 一個鏡次就要500美金
監製電影的經驗，似乎也沒能幫他控管自己的預算。新加坡四季如夏，每年雨季才有固定降雨，但不巧，《熱帶雨》在最晴朗的季節開拍，陳哲藝只能砸錢造雨，「這跟性格有關，因為我是個不妥協的導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