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媒體報導，某黃姓男大學生去年3月向學妹求歡被拒，擔心女方向男友告狀，竟徒手掐住對方致死，並趁學妹尚有一絲氣息性侵得逞，女方死後，他將人從台南載到高雄柴山焚屍時落網，一審法官認為他有教化可能，依殺人等罪判處無期徒刑，昨天二審法官維持原來的無期徒刑判決，如果檢察官不服，可以上訴。而這個判決的主要徵結點，就是法官認為黃男在班上人緣尚佳，老師對他的觀感是「很善良、膽子較小，對同學需要都盡力幫忙」，同時審酌他事後始終坦承犯行，並願盡最大可能彌補家屬，有教化可能，所以判處無期徒刑。這無疑是在被害人家屬的傷痛處灑下重重的鹽，那痛徹心扉的苦，只有曾受相同遭遇的人能懂！
然而究竟是行為人真有再教化可能？還是因為法官內心深處受到贊成廢死與否的影響，我們不得而知。因此，唯有先讓法官在尚未廢死的現在，先明確表示自己到底是贊成廢死，還是不贊成，這問題才能有明確的處理方向，畢竟法官對於廢死與否的認知，其內心真正的主張確實具有決定性的關鍵！
我們都知道，法官的職責在依法審判，而依法審判的主要目的在於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因此，公平正義的實現不應夾雜法官對於某種制度的認知而受影響。雖然法官是人，不是神，但法官是司法最後一道防線的守護者，負有人民對於司法是否公正的指標，也直接擔有對司法有無信心的高度責任。何況法官是立基於維護整個社會秩序的高度，除了對於行為人之犯罪行為所給予適法的處罰外，尚有警惕世人切勿重蹈覆轍的效能。因此，更應注意到被害人家屬內心的痛楚，絕對不是一再以「有教化可能」替行為人找理由，把法官本該承擔的自身責任藉此卸免，如做不到，就不夠資格從事司法裁判的工作！
有人説「死刑」判決結果違反人權！試問，這些數以千計的被害人及家屬，在行為人殘忍加害之下，他們的人權何在？莫非加害人的人權，可以凌駕被害人及其家屬在憲法上所要保護之人權？難道在公益之下，這些被害人之生命財產等基本人權，永遠在「有無被教化可能」如此空洞、抽象及不切實際的法律名詞下，必須再次被蹂躪？真不知法官到底有沒有確實認真思考過，被害人當下遭受殘忍無情殺害的恐懼與痛苦；被害人家屬承受親人無辜死亡的結果，是具體又深切，且無以回復！反觀法官自己，只是抽象、被動式的想像他人痛苦，沒有自身感受，所以兩者的差距有如天壤之別，永遠沒有交集。既然是這樣，如果再加上法官自己內心本來就不贊成死刑，相信結果不用經由審判，就應該可以預先知道結果了。這也就是為什麼，每次社會大眾對於殺人案件的判決結果，總是如此憤怒的主要原因！
其實死刑的判決結果，相對的也在給這個社會羣體進行再教化！但是，如果司法判決的結果，卻是一再為行為人找盡理由，脫免犯罪行為人所應承擔的責任，相信人民必將對司法體系進行徹底的再教化！
至於最高法院死刑辯論的爭議，近期因為鄭捷死刑案，而首開前例的提訊出庭進行生死辯。對於這樣的做法，雖然有學者表示，第三審的最高法院主要是審理一、二審判決是否違背法令的法律審，如最高法院就鄭捷案進行辯論，第三審恐又淪為事實審，將浪費訴訟資源的質疑！
然而筆者則認為，最重要的還是在死刑判決之前，已經經由第一、二審的檢察官或辯護人，窮盡所能的提出自己各種主張和論點，供法官進行評價，才會有死刑判決的出現。既然是這樣，真不知在第三審程序中，檢、辯雙方還能夠再提出什麼更有力的主張，去反駁對方的理由？尤其是檢、辯雙方一再爭執的「有沒有再教化可能」？坦白說，被告能不能再教化，絶對不是經由第三審再一次的辯論，就可以探究出有無教化的可能性。所以，最高法院的辯論究竟是基於如何的考量而行之？是迫於輿論壓力而不得不然？還是認為第一、二審的辯論內容有所缺漏，不足評斷？以及最高法院對於「辯論」的認知與解釋是什麼？這些都是最高法院在決定之前，所必須審慎評估考量，並設定出一個供爾後相類案件處理時的參考基準，如此才不流於恣意，更不因此又喪失民眾對司法的信賴！
＊作者為永嘉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