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達爾文提出進化論後，關乎生命起源的爭議便從未停過，其戰火更從科學燒到了宗教界，包括基督教與伊斯蘭等一神教在內，皆出現不少抨擊聲浪，批評此番假說是對「上帝造人」的大不敬。
而在伊斯蘭世界，穆斯林對達爾文進化論的接受度因區域而異，例如沙烏地自1970年代始便禁止學校教受進化論，更大力資助海外研究機構，意圖讓整個科學界否定進化論；但巴基斯坦、伊朗、黎巴嫩對此卻相當不以為然，其不僅批評沙烏地食古不化，更准許國內中小學教授進化論相關課程。但在某些規範模糊不明的穆斯林國家，想公然談論＂進化論＂，有時就得碰碰運氣。例如位於巴爾幹的科索沃（Kosovo），有位伊瑪目就因此引發了軒然大波。
源於進化論的爭議
2018年10月，31歲的科索沃伊瑪目德里隆·加希（Drilon Gashi）在接受電視採訪時說道：「進化論是唯一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當代理論」，此片段一經播出便引發熱議，該國的伊斯蘭最高機構－科索沃伊斯蘭共同體（Islamic Community of Kosovo，阿爾巴尼亞語：Bashkësia Islame e Kosovës，簡稱BIK）隨即出手，將加希停職調查了幾個月。最後加希在今年8月喪失神職人員身分，成了一名無業的流浪伊瑪目。
這件事的爭點在於，加希雖肯定進化論的合理性，認為生物多樣性源於物種的不斷進化，卻也表示：＂只有真主才能推動、引領進化，科學理論到頭來並沒侵蝕宗教的信仰根基，反而還向人類揭示了真主的偉大！＂
但對BIK而言，承認進化論本身就是對伊斯蘭教義的褻瀆，身為神職人員還帶頭挑釁，更是知法玩法、大逆不道，故加希其他＂看似回歸宗教的說詞＂，一律被視作包藏禍心的煙霧彈，沒起到任何加分效果。
若由神學脈絡視之，加希的說詞帶有神導進化論（Theistic evolution）的色彩，即肯認進化論的合理性，但又認為生命的起源是神一手促成；BIK則持傳統神創論（Creationism）觀點，套用神創萬物的解釋框架，排斥進化論等帶有科學色彩的理論。這在基督教是恆久的辯論話題，在同為一神教的伊斯蘭亦如是，只是模糊性又更高。
《古蘭經》與《聖經》不同，書中並沒有專門一章《創世紀》來講述真主造物的過程，相關經文多散見於《眾先知章》（安比雅）與《高處章》（艾耳拉弗）等，包含創造宇宙、萬物與人類的敘事：
我確已創造你們，然後使你們成形，然後對眾天神說：你們向阿丹叩頭。他們就向他叩頭，唯獨易卜劣廝沒有叩頭。（7: 11）
主說：當我命令你叩頭的時候，你為甚麼不叩頭呢？他說：我比他優越，你用火造我，用泥造他。（7: 12）
你們的主確是真主，他在六日內創造了天地，然後，升上寶座，他使黑夜追求白晝，而遮蔽它；他把日月和星宿造成順從他的命令的。真的，創造和命令只歸他主持。多福哉真主——全世界的主！（7: 54）
不信道者難道不知道嗎？天地原是閉塞的，而我開天闢地，我用水創造一切生物。難道他們不信嗎？（21: 30）
他是創造晝夜和日月的，天體運行各循一條軌道。（21: 33）
而由上述經文可見，《古蘭經》並無明確表示「所有生物都是被一次性創造出來的」，這種模糊性便為進化論開拓了潛在的論述空間。伊斯蘭世界最早在9世紀，便有類似進化論中物競天擇的說法，阿拉伯神學家賈希茲（Al-Jahiz，776-869）在著作《動物之書》（Kitab al-Hayawan，كتاب الحيوان）中提到：”老鼠會吃比自己弱小的動物，同時也要避免被蛇、鳥、猛禽等生物獵食。所有生物都會吃下比自己弱小的動物，再怎麼強壯的動物都無法逃離被吞噬的命運，在這方面，人與動物沒什麼不同。簡而言之，真主已將某些人視為他人的生命之源，也將後者視為前者的殞命之因＂。這不僅是對生物活動的觀察，也蘊含政治現實主義思想。
無獨有偶，14世紀的阿拉伯歷史學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也在《歷史緒論》（Muqaddimah）中寫道：大地始於無生命的礦物質，香草與無籽植物最終演化出椰棗與爬藤植物，而人類強大的思維能力，其實源於「猴子的世界」。然而伴隨帝國崩解，伊斯蘭古典哲學被送進歷史的塵埃中，伊斯蘭世界的進化論最終只剩「西方達爾文發明的舶來品」這個形象。但即便如此，近代仍不乏與達爾文進化論對話的穆斯林思想家，例如提出泛伊斯蘭主義的阿富汗尼（Al-Afghani，1838-1897）。
阿富汗尼正好生長於反帝的年代，故其一方面呼籲被殖民的穆斯林團結起來，一方面則希望引進西方知識，以解放落後的伊斯蘭世界。因此阿富汗尼將達爾文的進化論做了新詮釋，即物競天擇不只是生物界的現象，也存在於思想場域，因此穆斯林為了生存，就必須與帝國主義鬥爭；但阿富汗尼雖同意大部分的進化論觀點，卻也認為生命是真主的恩典，即若無真主介入進化過程，萬物便沒有存在的可能。阿富汗尼的思想不僅為後世奠下伊斯蘭現代主義的基石，也形塑了伊斯蘭神導進化論的原型。今日盛行於南亞的艾哈邁迪亞派（Ahmadiyya Muslim Community）便繼承了這條思路。
艾哈邁迪亞派傾向用隱微的方式解釋《古蘭經》，並提出「人類是在真主監督下，從其他物種演化而來」的概念；其雖同意達爾文的進化論，卻認為物競天擇不會隨機發生，而是真主精心安排的產物。艾哈邁迪亞派也將某些《古蘭經》經文視為對宇宙大爆炸的佐證，例如：
在那日，我將天卷起猶如捲軸將書畫卷起一樣。起初我怎樣創造萬物，我要怎樣使萬物還原。這是我自願應許的，我必實行它。（21: 104）
然後，他志於造天，那時，天還是蒸氣。他對天地說：你們倆順服地，或勉強地來吧！它倆說：我們倆順服地來了。（41: 11）
然而艾哈邁迪亞派雖選了一條科學色彩濃厚的路，也出版了許多宣傳伊斯蘭神導進化論的神學作品，卻始終是伊斯蘭世界的少數。一般穆斯林國家對進化論的接受度，通常取決於學校教育是否放行、以及放行多久。標舉瓦哈比主義的沙烏地自然強烈反對，其教科書更將達爾文描繪成否認真主創造人類的罪人；土耳其因凱末爾立下的西化政策，故教育系統在建國之初便開授進化論，直到2017年才將其從中學課程裡移除；伊朗則因革命後大行科學化路線，其教育體系自國小五年級便開始教授進化論，更搭配化石與地質研究，稱得上寬容。科索沃之所以會因進化論而開除伊瑪目，甚至不惜鬧上頭條，則與其近年來的再伊斯蘭化現象有關。
再伊斯蘭化的巴爾幹小國
科索沃於2008年單方面宣布自塞爾維亞獨立，目前還是個180萬人口的小國，國民有90-92%是穆斯林，以阿爾巴尼亞人居多，另有少數講斯拉夫語的波斯尼亞克人（Bosniaks）、土耳其人以及古拉尼人（Gorani）。雖說穆斯林佔了人口優勢，但科索沃的伊斯蘭曾經非常世俗，不僅女性鮮少穿戴頭巾，酒類也很普遍，且因美國曾介入1998-99年的科索沃戰爭，也協助當地的戰後維穩及重建，故科國人民普遍視美國為帶來和平的解放者，科索沃也稱得上是當今最親美的伊斯蘭國家之一。
回顧伊斯蘭在科索沃的足跡，可追溯至奧斯曼征服巴爾幹前。巴爾幹曾是羅馬帝國的一部分，後為保加利亞帝國所治，也是拜占庭帝國的版圖一隅，基督信仰色彩濃厚。然而，伊斯蘭信仰仍透過西班牙的安達盧西亞（Andalusia）、地中海南岸以及匈牙利的佩切涅格人（Pechenegs）等，一滴一點滲入巴爾幹，直到奧斯曼土耳其大軍壓境。而科索沃的伊斯蘭化起初靠的也是移民與貿易，例如來自敘利亞阿勒坡（Aleppo）的阿加家族（Al-Aga），其自1095年始便不斷向科索沃遷徙，直到1291年止；期間阿加族人為做禮拜，便於1268在當地建了座阿加清真寺，時至今日仍為民眾所用。
1389年科索沃戰爭後，奧斯曼正式將此地納入版圖內，城市中開始出現清真寺、公共浴場（Hamam）與伊斯蘭學校（Madrasa）等帝國建築，例如建於1410年的加茲·阿里·貝格清真寺（Gazi Ali Beg Mosque），其雖一度毀於1999年的科索沃戰火，但重建後仍能供民眾禮拜。但即便成了奧斯曼的勢力範圍，科索沃的伊斯蘭化進程卻相當緩慢，直到16世紀，科索沃鄉村仍普遍維持東正教與天主教信仰，伊斯蘭信仰只集中在城市裡。
然而16世紀下半葉後，科索沃的隱密基督派（Crypto-Christianity）卻多了起來，也就是某些居民表面看上去是穆斯林，暗地裡卻還保有基督信仰，會在星期五到清真寺做禮拜，又在星期日上教堂。這種現象的成因在於，有越來越多科索沃基督徒或為逃避吉茲亞（Jizya，針對非穆斯林男性徵收的人頭稅）、或為維繫人際關係而改信伊斯蘭教，但一時無法完全捨去舊有信仰，這才有了雙教並奉的現象；然而有時雙教並奉也有利益考量，例如某些奧斯曼的科索沃人會自稱穆斯林以逃稅，又在其他場合自稱天主教徒來逃兵，用信仰的模糊性佔盡雙邊好處。但教會對此並非渾然不覺，終於在1703年頒布詔令，禁止隱密基督派的教友領受聖禮，結果反倒流失教眾，從而加速了科索沃的伊斯蘭化。
然而這股風尚卻在前南斯拉夫統治下踢到鐵板，畢竟當時整個巴爾幹的政治主流不是宗教與民族主義，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態，宗教說穿了就是種微不足道的社會現象，偶爾還得充當被鬥爭的對象。在這種政治氛圍下，科索沃的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皆受土改波及，政府不僅沒收宗教團體的土地與財產，更大舉拆毀清真寺與教堂；後即便再有修復之舉，也難回過往榮景，人民心裡也被烙上難以抹去的印記，認為世俗化等於進步與解放，講求宗教教規與經文就是保守封建。故科索沃的伊斯蘭之所以世俗，可說是共產時代的政治遺產。
但遺產總有透支的一天。蘇聯崩解後，巴爾幹半島就因民族問題爆發南斯拉夫內戰，科索沃自然無法置身事外，最後北約介入轟炸，南斯拉夫部隊這才撤出科索沃。面對戰後一片滿目瘡痍，美國看到了建立民主政體的契機；但遠在中東的另一國家，卻看出了播種瓦哈比的沃野，那就是沙烏地。
現今科索沃共有800座清真寺，光在戰後由沙烏地出資協助興建的就有近百座，其背後資金透過慈善機構、私人匯款、政府撥款等管道，逐一滲入科索沃；除此之外，沙烏地更提供獎學金，吸引科索沃的伊瑪目到兩聖地之國學習＂最純淨的宗教思想＂，內容包括：伊斯蘭教法至上、暴力聖戰、異教徒沒有人權等，並鼓勵其學成後重返科索沃，傳播瓦哈比主義。
就結果而言，沙烏地在科索沃的宗教戰略成本不高，但效果極佳，許多年輕一輩得科索沃穆斯林婦女開始拒絕與男性握手、甚至連交談都不肯，只因去過沙烏地的伊瑪目告誡她們此舉有違教規；過去某些科索沃清真寺內原本懸掛阿爾巴尼亞雙頭鷹的旗幟，象徵民族解放的鬥爭精神，但在原教旨主義者看來，此舉形同偶像崇拜，許多清真寺因此受到暴力威脅；伊斯蘭國崛起後，共有近400位科索沃男女奔赴前線，或成為聖戰士，或做聖戰新娘，國民人均參與率全歐洲第一，此一警訊令科索沃調查機構大為震驚，雖想施以限制，卻為時已晚。如今伊斯蘭國潰不成軍，返國的聖戰士家庭不僅難以適應故國水土，也不見容於制度體系，就像計時失能的炸彈，說不准何時會爆。
因進化論而失業的加希，過去也曾是負笈沙烏地的一份子，瓦哈比思想雖沒走進他心裡，卻住進了同事與前輩的腦中，並逐漸化進科索沃的骨髓血液裡。極端宗教思想喚醒沉寂已久的身分話語，卻也加劇社會分歧與矛盾，在不遠的未來，加希事件恐將不斷上演，宗教這把銳利的匕首，還會在科索沃的近代主體上，劃出道道血腥的口子。
溫和與極端的雙重壓迫
如今的科索沃社會，形同鋼索上的醉漢，宗教界漸往瓦哈比一方傾斜，民間的溫和派卻走上反伊斯蘭的極端。以頭巾為例，包頭巾的科索沃婦女在過去是文盲、落後、受壓迫卻無能為力的象徵，伊斯蘭國崛起後，又多了＂聖戰士＂這個形象。公私部門對於包頭巾的女性皆有一定歧視，不論是申請入學或求職，只要包上頭巾，註定難上加難；甚至連在大眾運輸工具上，也要面臨他人奚落＂雖然你旁邊有位子，但我不想跟ISIS一起坐。＂
加希雖丟了工作，但尚有溫和派的政治正確相挺，還上了不少電視台，在歐洲其他國家也圈粉無數，故未來仍不乏謀生管道；然而對於缺乏靠山的一般人而言，日漸極化的宗教政治終將逼使人人表態，雙方陣營對峙一陣後，便是刀刀見骨的廝殺，贏的一方搜刮版圖，輸的一邊蓄積實力，只待下次交鋒，人人被迫加入參與這場物競天擇的遊戲，這或許才是進化論在科索沃的真正勝利。
＊作者為《中東研究通訊》專欄主筆。本文由《中東研究通訊》公眾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