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投資銀行家，我曾經安排過很多併購項目，但真正順利完成的其實並沒有很多，主要原因首先是時機，其次是價格。
企業間的併購有點像男婚女嫁，除了雙方要情投意合，機緣也很重要，有的時候男有意但女無情，有時則是女的想嫁，但男方已心有所屬。
如何抓住關鍵的時機，不只是靠媒人，雙方的心態也很重要。不幸的是，台灣企業多半對時機沒有概念，原因是我們不夠國際化，只從台灣看世界，沒有從世界看台灣。
台灣股市現已沒有想像空間，價值低落，不論市場或產業，即使生技股也失去光環。
經常發生的狀況如下：某家公司願意出讓股權，市價20元，老闆希望以30元成交，但通常會從40元談起，投資人不斷下殺，最後談到25元，其實並不差，但老闆覺得這是賤賣他一生的心血，於是不了了之。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老闆突然心動了，願意以25元成交，但問題是現在股價已經跌到15元，離目標越來越遠，投資人要不然只願意用15元買，要不然根本不願意再談，這家公司的股票於是隨著時間持續下跌。
全球大環境不佳，台灣產業基本面不強，其實很多公司以現在的估值都嫌貴，但大家還沒有醒悟。小英政府的表現和川普當選，不知為什麼，仍無法讓台灣企業家採取更積極的重整行動。
資金流動是決定價格的重要因素，台灣的問題是只有內部資金相互交易，但很難和外部連結，台灣資金不斷流出，外國資金卻進不來，企業價值焉能體現？
2000年時，我在香港成立了一家投資銀行，次年遇上互聯網泡沫，決定賣給台灣的寶來證劵。我向寶來總裁白文正先生解釋了很多我們的價值，包括未來商業模式及大中華市場前景，但白先生只說了一句話：「我之所以決定作這筆交易，主要是看上你這個人，你公司的價值坦白說也就是你個人的價值，包括你的團隊。」
白先生是我的貴人，到今天我都很感念他，他也是我所見過極少數掌握住併購「時機」和「價格」的企業家。
我曾協助白先生在台灣買過一家銀行，後來在2007年順利賣給美國花旗銀行，也買過一家保險公司，在2006年底高價賣給美國AIG。金融海嘯時，花旗和AIG都遭受到相當程度衝擊，AIG甚至破產，但白先生卻在危機前早已落袋為安。
這兩個案子的出發點都不是要賣，而是別人想入股投資我們。外資財大氣粗，一下子就從少數股權談到全面控股，一般台灣老闆只會立即拒絕，但白先生的反應和別人不同：「想要併購我們，不是不可能，但你們要了解我們的價值，絕不是現在的價格，請你們回去想清楚，再來找我談。」
白先生在對的時間做了對的決定，創造紀錄。今天外資銀行已逐漸撤出台灣，台灣還有40多家銀行，前景堪憂。
留給別人一個希望很重要，台灣不懂得留給別人希望，也斷送了自己的希望。
這兩年，不知多少外資想要投資台灣卻無功而返，包括馬來西亞IOI投資101，摩根士丹利併購中嘉，紫光參股三家台灣上市公司等。我們的理由都很理直氣壯：中資威脅、違反社會公義、影響台灣產業龍頭地位。聽起來好像很有道理，但一轉眼，全世界已沒有人對台灣有興趣了，台灣就像40多歲的林志玲，風采依舊，但只可遠觀，遙不可及。
川普上台，全球情勢巨變，很多狀況會發生。川普最著名的書是「交易的藝術」，他是超級deal-maker，懂得 “ let’s make a deal”。
台灣正處在關鍵時刻，需要做決定，不能再維持現況，什麼都不做。李登輝最近批評蔡英文「欠缺決斷力和勇氣」，並抨擊兩岸「維持現狀」主張背離民心，促使小英推動「國家的正常化」。
有一點李登輝倒是說對了，維持現狀不切實際。在極統和極獨中間好像只有一個選擇，就是維持現狀，但大家似乎都不滿意。如果台灣人覺得「和中國大陸保持良好關係但又要能維持台灣主體性」是較好的選擇，那就必須承認九二共識。
川普和習近平不會不做決定，台灣今年做決定，明年做決定，後年做決定，命運會大不相同。環境會變，馬英九馬來西亞事件是一記警鐘。
我有一種預感，台灣的命運就如同我所經手的很多併購案一樣，最後會陷入最不理想的情況：我們失去做決定的條件，被別人強迫做決定，命運掌握在別人手裡。
中國學者評論指出，國際政治講實力原則，美國只會將台灣當成換取利益的籌碼。許多人一直強調「台灣民意」的重要性，但沒考慮在國際舞台上台灣到底有多少斤兩。
世界互聯網大會上周舉行，習近平提出「構建網路空間命運體」願景，阿里巴巴規模已進入全球前20大經濟體，台灣經濟規模連一家企業都比不上。
我珍惜台灣民主自由的氛圍，我喜歡我們現在的環境，但我知道關鍵時刻已到了。
我們必須做一個決定，either A or B，再也沒有模糊地帶。
＊作者為藍濤亞洲總裁，本文原刊《商周》，作者授權轉載。
